Everyday Life

甚麼時候才會對回憶產生興趣，並努力去尋找，希望把它留住？

當你發現時間真的會逝去，你千方百計把一段事物感覺鎖定時，這瞬間即滅的當下，大概是最希望它不要化成過去的一刻。

我停駐在現在，為要叫未來能有過去的影子、有回憶，然而，過去在未來原來是沒法被留住的。

過去。現在。將來。三者是獨立的。但我，總被欲望驅策，要為它們穿線，將它們拉近。

很想把過去留起，但時間過去，就是記憶被記起，這記憶也不再是事件本身，而是一種回溯性的想像，是我對過去的一份想像，縫補著殘餘片段（或者，就連片段這有著一小形構的東西，根本也不存在），讓我在現今的未來中好好品嚐。

我召喚著回憶，其實只是對快閃的過去的哀鳴而已。回憶，被理想變得充實，但卻是最不真實的。

有人說要活在當下，但當下，任你怎樣努力活，你的努力都是徒然，至終也是失敗。

在虛無的空白中，創造、生成(becoming)或許叫每次失敗的留住記憶後添上新的意義。

尋常生活，從歷史書寫的角度去想，它不是服務於帝皇諸候將相的年鑑表列，而是一種找尋被遺忘的生活操作與記憶的努力。這份對日常生活的考察，一方面讓我們肯定從經驗和生活出發建構信仰、神學的可能性，同時間，它也有助我們在看似不能變動或無力變動的大環境下創造和平與公義，懷抱尊嚴地過生活。

借助基督教聖經中兩個故事來說明日常生活。一個是列王紀上１７：１﹣２４，另一個是路加福音二十一：１﹣４，當中提及兩位寡婦，充分地表達出日常生活的意義所在。首先，聖經沒有提到她們的名字，顯然她們的名字被隱沒所要說明的正是她們在社群和歷史中的不重要，這就像我們叫不出一個人的名字時，我們只能以他／她的外表或年齡來界定並呼叫他／她一樣。一句「四眼仔」、一句「後生仔／年輕人」的稱呼，牽涉的是一個個模糊的面孔，過了一段時間，你對她／她的認識便變得薄弱甚至把他／她遺忘。新近一速遞公司的廣告有助我們理解這個稱謂的問題。廣告中的店主請送貨員把包裹送到工廠給張先生，誰知送貨員把包裹拿到工廠裡大呼「張先生收包裹」時，居然有成千上萬的張先生向他走過來，嚇得送貨員趕快跑回店主那裡問他包裹是送給那個張先生。店主的回覆是「工廠的張先生」，送貨員臉上還帶著被一眾張先生狂追的焦慮餘悸再問店主「那個張先生」，店主的回覆依然是「工廠的張先生」，如此來來往往．．．。當然廣告最後是說明某速遞公司能準確說出收貨人張先生的名字，以表示該公司的服務沒有差池並以客為尊。從這個廣告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發現說出一個「統稱」所顯示的是我們對未能把握的事物存著陌生感—即只能說出「寡婦」、「四眼仔」、「張先生」稱謂；另一方面，在統稱中我們發現它能代表著大多數，就是工廠的張先生也有過百，但每一位張先生都有不同之處，高矮肥瘦年紀都不同，他們都被「張先生」這命名隱藏在背後的同時，也透過它被提出來。同樣，聖經中兩個故事中的「寡婦」，她們所生活的空間和面對的社會都不盡相同，甚至差異甚大，但在「寡婦」的稱呼後面，所代表的就是你先帶著對「寡婦」的社會定義來作為對她們了解的起點，然後「寡婦」本身也代表著同時具有「寡婦」性質的寡婦及非寡婦。這情況跟我們對事物作出定義以理解事物的過程一樣，我們先要問的問題是「這是甚麼」，但這樣的問題並不是一個本質論的問題，即我們假設了定義便是所指示的事物的全部。常識告訴我們，定義只是一件勉力而為的事，為的是要把定義擴張甚至打破。單憑「寡婦」二字，你所能理解的可以沒有了丈夫的婦人，但更直接的假設性想像可能是「很慘的女人」，這是一個文化的問題，所觸及的是對如何生成這樣子對「寡婦」想像的過程。是社會的保障制度問題？是大眾對家庭根深蒂固的意識？是我們對男女性別的了解？姑勿論怎樣，對「寡婦」作出的任何初步的定義都只能是起點，是認識日常生活的起點。從對這個對象懷有諸多的想像開始，我們帶著焦慮與恐懼進入一個陌生、越過社會不曾努力觸及的領域／異域中，見識一個個可以令我們更心寒又能令我們豁然的日常生活。在過程中會發生的是，有部份被你起初納入「寡婦」行列的人，她／他可能在後來不屬於「寡婦」了，當然，也有人會因你經過對「寡婦」的考察而被納入其中。

在列王紀上１７章提及，由於天將有若干年不降雨，先知以利亞依著上帝耶和華的吩咐，先到基立溪旁住了一段日子，在那裡有烏鴉供養他，直到溪都因沒有下雨而乾涸，後便往外邦西頓的撒勒法地方，在那裡住在一個寡婦的家中。經文就寡婦跟先知的接觸說得頗有趣，當中提到先知以利亞來到撒勒法的城門口，就看見一個寡婦在那裡撿柴。為何一個寡婦會在城門口的地方撿柴？撿柴不是在山林之中？城門口一般被認為是議事的地方，是城市行政司法的場所，寡婦撿柴之舉可堪玩味。我們或會認為先知這一入城門便見到耶和華所指示的目標對象，為一對上帝應許的確鑿證明體現。但是當我們意識到這作為上帝應該確鑿的想法同時也是問題的所在，這種體現卻為我們產生出一進入具體日常生活時時會碰到問題的經驗，故此，對日常生活的考察，並非一種把日常生活的人事物化作研究的客體對象，然後放入實驗室做研究分析的事情；我們其實是為了將自己投入日常生活中，被各種可能產生的問題而改變著。寡婦在城門口撿柴一事所產生的矛盾／問題，在一個不應發生撿柴事件的地方出現，我們可以把它看為社會的一種癥狀來了解。這癥狀就是常發生在我們生活中的不尋常事件，我們設法努力把它們攆出我們的生活，而保存著我們對社區衛生的想像建設。這也是我們個人層面對日常生活的一種相應態度。對於寡婦撿柴事件，我們可以理解的就是寡婦並沒有得到社會上應有的保障，以致面對先知作為堂堂大男子向她要水要餅的要求時，她所能有的反應就是順命而行。要在這裡說這是男性霸權社會的正常兩性交往實在太容易了，但也是過快的武斷，在故事中發生在先知和寡婦之間的，除了兩性關係外，還有由先知所提及有關耶和華上帝的應許與及日常生活所面對的困境。

先知以利亞並不是西頓的本地人，是否可享有男性霸權社會制度應有的權利，這點很成為疑問？寡婦面對著一個老外，除非打從民族國家的關係中存在著一種殖民統治的優越低下關係，即是存在著殖民統治意識中有關被殖民者對殖民者存在的一份依戀及仰慕，否則先知跟寡婦的社會身份不是寡婦較先知高，至少都應是處於平等的水平。況且，西頓人應知道以色列地正面對旱災之苦，在這時候「打落水狗」，重新設置就是過去可能存有的帝國主義意識也是正常不過。這對於生長在香港的人來說確實沒有多大經驗體會上的困難。因為自八十年代伊始，我們正是經歷者跟中國大陸相似關係上的轉變。長久以來香港的發展都是因著內地的不濟而獲利，香港人對內地人的眼角之高，令國內同胞成為低一等的人，然而今天，在大陸高速經濟增長的資本主義式的社會主義發展方針下，香港的優勢不復當年，並且出現身份的互換：香港隨時等待中央接濟！

但只消我們仔細去讀寡婦跟先知的交談，我們所能發現的，不是寡婦對耶和華有著深刻的認識及信仰，以致他對先知的要求作出回應，多大程度上是，從寡婦作為社會的癥狀這意義上，寡婦腦中正盤算著的是她和她兒子的生命能否繼續下去這較兩性平權與否更深刻的困難。在面對先知向她要餅的要求時，婦人回應說：「我指著永活的耶和華你的上帝起誓，我沒有餅，缸裡只有一把麪粉，瓶裡只有一點油。你看，我正在撿兩根柴，我們吃完了，就等死。」（１７：１２）故對婦人的解讀可以是，婦人正在面對著死亡的威脅，陷入一種對生存的困局中。簡言之，她正在想著跟自殺無異的事情。這樣的精神狀態，促使婦人做出平常人不會做的事—在城門口撿柴，而且是包含著隨便撿兩根柴的便回家這行動。也有可能的情況是，婦人撿柴的行動是無意識的，面對著代表城市面貌的城門，好像電視電影劇情主角尋死一刻，總先愛走到皇后碼頭一樣苦思一樣，到過了，向著城市社會作著道別的手勢之後，回頭便撿兩根柴回家做人生最後的事情。正在這時候，出現於她眼前的以利亞（她還不知道以利亞是先知！），正好讓她說出一點苦情，作為組織她此刻舉動的一個過程。

一個寡婦，一次為自己死亡前的舉動，出現在城門的地方，成為社會的癥狀。這是社會不會計算也不會承認的事件。當香港的再生勇士李菁從公眾天井一躍而下的一刻，我們只關心如何透過專家意見把李小姐的自殺篏入到我們可以理解的語言之中，目的是把她的死亡從與我們有關的範圍處理。用我們對死亡更常有的說法而言，當我們向死者的親友作出祝願時，多是希望他／她們能及早從傷痛中出來，重過正常生活。但重過新生活多少是要把死者忘記的一種做法。當至親離世一段時間，三五十年後，你依然過著生活，生活中的種種，嘗試把你從這不能面對和承受由死亡而帶來的痛苦中拉出來。你一拿起要過正常生活的決心，你就是極力把死者從生活中除去，只要你不要想它，你還可以「好好地」活著，若然它的幽靈偶爾地進入你的現實生活時，你就會再次面對著它，它仍然向你展現你不能編碼、不能處理的無能與空洞。且看電影Birth中的妮歌潔曼，她面對丈夫突然去世，心中的創傷久久能平伏，身邊的親友愛人極力要她好過，令她重新過日子，然而，一天，一位小孩子不知由來地以為自己便是妮歌潔曼死去丈夫的投胎轉世，給她說出過去跟她生活的一切，她的生活及精神便陷入了無可抗逆的崩潰中。這進一步證明了死亡的力量被壓抑的結果。

死亡，像幽露般徘徊在我們身邊，當社會面對著死亡時，她所要尋找的解釋卻被死亡帶來的癥狀宣告其無效。在日常生活中，充斥著無數精神分析學所說關於死亡驅力（death drive）開啟的環節，它潛藏在我們社會的大論述中，也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各層面；它本身也是支撐著主流社會論述的必要因素。正因於此，生活才有著許多不可解和不能言說的部份。這多少是因為我們社會受資本主義的影響而變得凡事戴上經濟的眼鏡來觀看有關。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使用過量的經濟交易用語，使到我們的思考也以經濟為本，而問題是這等經濟的用語佔大部份的是市場炒賣的述語。當我們缺乏了語言本身的多元豐富性，透過語言所能表達的世界便有限且貧乏。若憑經驗而非言說來對事件作出描述，這還是一種多少可以把握的東西，即使它只存在於個人自身經驗之中。

由於生活中存著不能解釋，亦無話語可以用來解釋和把握的空無死亡，日常生活便在大論述與空無之間，一方面有待考察，另方面則構成其不完善而不斷地存著重構重塑的必要性。

隨手拈來小思的舊作《香港家書》，當中有一篇叫〈香港身世〉的文章，在這陣聖火傳遞、奧運在即的時候，讀下去很有味道和感覺。

小思在重覆望著和想著李麗珊拿奧運金牌的一刻，聽著那句百感交雜的「香港運動員不是垃圾」和背後奏著的英國國歌。頓時間，長洲人、香港人、風帆、運動員，都變成了一些複雜的身份，急需尋找認同的落腳點。

小思在文章的末段是這樣寫的：

為李麗珊勝利、為香港勝利﹣﹣一切交疊淩亂。我流淚，但卻不知道為誰，為甚麼事而流淚。看著李麗珊流淚、記者流淚、友人流淚．．．．．．聽著李麗珊說肺腑之言、勵志的話，旁述者重複無數遍不必多說的話，香港人激動歡呼。我默默流淚，竟然不知道為甚麼而流淚。

這種不知道的空白感，時空轉移嫁接到今天民粹沸騰的聖火傳遞，是否得到了認同，令它不再空白，變得充實？當英國國歌不再是背景音樂，取而以義勇軍進行曲的進行式為我們重塑家國情懷，真的有效地解開了香港身世之謎？英國的殖民幽靈徘徊著，我們未有好好清理它，卻抽空地硬套國族意涵，這是否就等同愛國及對國家的忠誠？

英國殖民地歷史，明明的是構成我們那種「不知道」的身份意識，但今天的國民教育，以拯救的高度，取消了這段習以為常的「不知道」，把無厘頭引導到有條不紊的萬眾一心。這種猶如宗教的「洗底」，我感嘆只在陳冠希身上引來別人的偷笑，而沒有在後九七的「香港人」身份建構中獲得關注。

身份意識很難達到一種搞得清楚明白的理想彼岸，這是由於理想往往是以絕對暴力所促成。但承認多元與錯綜複雜，有時實在需要無比的耐性。或許小思的「不知道」的感受，在這刻只會變得愈來愈強烈，而非平靜安穩。

我想大部份人都聽過關於半杯水的故事。同是半杯水，在不同的人眼中產生不同的回應。有人看見便說：只剩半杯水；有人則心存感恩，慶幸尚有半杯水。一般認為這個帶有佛家思想的比喻，是要說明一切皆由心發出，視空無一物為事物本真，故此不消說尚有半杯水，就是空著杯子，我們也能為著尚有杯子而感激萬分。若把這半杯水的比喻作為反省環保教育的素材，別有一番味道。

眾所周知，全球暖化已構成人類能否及如何生存下去的棘手問題。前美國副總統、0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之一的戈爾(Al Gore)曾表示，全球暖化的危機要較恐怖主義更恐怖，對全球人類影響更大更深。上月由美國太空總署科學家所發表的研究又指出，早於去年11月份在峇里召開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f Climate Change, IPCC)為快將於2012年結束的京都協議書就溫室氣體減排的建議過於樂觀，並提出要進一步訂定減排指標，才能有效減低因氣候變暖而造成的世紀災難。

一次又一次的驚嚇與警告，從四方百面進到我們的耳中。但這些駭人的數字，對於大部份人來說，卻產生不了甚麼反應。我們不禁會問，何以危機逼近眉睫，人會無動於衷？是數字和證據不夠說服力？是我們認為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面前的氣候問題能從科技創新中獲得解決？或是更根本地，我們都喜愛這樣的恐懼，並用它來遮蓋我們心中真正的問題？情況就好像有人特別愛看恐怖電影，皆因恐怖電影中的每個情節都能恰如其分地為我們泡製意想之內的效果；而我們又深知肚明，恐怖電影中的恐怖，是活在真實生活以外的。故此，我們觀賞一齣恐怖電影所經驗到的是，以恐怖情節代替潛藏於心中實在的恐怖：一個不能被填充的恐怖。換言之，恐怖電影製造了一種距離感，目的不是要我們與恐懼接觸，相反，它教我們與之疏離。當電影科技愈發達，對恐怖電影的真實感要求便更加強烈，結果是，我們與實在的恐怖之間也愈來愈遠。漸漸地，你或會說，還有沒有「更真實」的東西？誰知，我們都在分享著更精緻的實在恐怖的贋品。

把恐怖電影的恐怖，用來觀照各種全球暖化的科學證據及忠告，我們便能就一般大眾對全球生態危機的冷漠作出解釋。我們把種恐怖主義這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的新面貌所努力泡製出來形形式式的恐怖，所堆砌出來的風險社會，化成為我們心中那不能填充的恐怖的填充物。諷剌的是，在密度甚高的氣候警報消息下，我們以各種警告作為掩飾心中實在恐懼的演習似的，但其實演習跟實際的意外和事件，有十萬五千里之遙。當我們半帶麻木地去接受這類資訊時，最可怕的是，我們以為自己已親歷了恐怖事件，並且克服了它。如此，那怕只是動動指頭為環保做點行動，我們都會以恐怖太大，自己微小的力量不能成就任何事為由而依然固我地生活。

正因為四面散播的恐怖助我們脫離實在的恐怖，而整個過程更取代了我們對恐怖應有的反抗與行動。換言之，只消我們坐著並聽著許多更新更嚴峻的威脅訊息，便以為解決了問題似的安然生活下去。這種距離，促成了自保，卻誤了行動實踐的時機，更粉碎了各種對生活豐富多元構想的可能性。唯有我們看到在恐怖瀰漫之時的底

MSN中國網最近發起“我愛奧運”紅心簽名行動，呼籲全球網民在其MSN名字前加上(L)China，以表示支持北京奧運。從大陸的網友得知，當署名行動開始不久，他一打開它們MSN便出現遍地是紅的情況，幾乎所有朋友都在名字前加上了(L)China。

支持與不支持ＸＸ，本來就不應小題大作，特別在這個標榜自由的世界。但無奈的是，「自由的世界」只是標榜出來的，真實的一面是，你我都服膺在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中被迫表態。姑勿論你做出任何嘗試緩和這類「溫和地」支持北京奧運的動作，或改寫(L)作為(U)，也只會進一步加深矛盾。因為你的反對，恰好也正是在同一邏輯裏打轉。

當西方國家在台灣選舉問題上找不著中國的痛腳，激不出其民粹意識，正在苦無紓緩其自身國家內政的法子時，發生在距離他們十萬八千里外的西藏事件巧遇上北京奧運，一拍即合地成為千尋萬找的良機。情況像美國出兵伊拉克一樣。試想想，塔利班、大殺傷力武器和薩達姆，要把三者綑起來，非先動用大量語言暴力不可。

對於很多美國人而言，伊拉克是甚麼，在地圖中的那個角落可能都不知。聽著布殊說她是邪惡的，便把所有活在當地有血有肉有兒有女的人都一籃子地像患上強迫症似的投以歧視眼光。這種莫須有，不是因為伊拉克人或一眾文明衝突論中的穆斯林本身血液中包含著甚麼邪惡的秘密基因，恰好相反，他／她們就像被掏空的符碼，甚麼也不是。但經過布殊政府重新注入意義後，便成為用來改造美國人慾望的有力工具。只要你的想望在那遙遠的彼岸或他方，這刻你所面對的悲滄，也只會是無足輕重。試想想，一個尋常乏味苦悶的家庭能投進大時代，為民主高尚的理想而放下對生活種種困難的聚焦；能獲得如此情操，你不向政府抱以尊崇和愛戴才怪！遠眺著穆斯林，心繫一個不著邊際的神秘異域，其好處猶如嗎啡針令你忘卻當下的痛苦。這也是當前國際政治思維對基督教經典中那句教人忘卻當下想望將來榮華的重新詮釋。

遙遠、別國的想望，當然不是老外的專利，伊拉克人和一眾穆斯林，甚至是此刻的中國，在這場意識形態遊戲中，都致力投身參與，把西方幻化成新一輪的「八國聯軍」。香港報章曾有將各地杯葛北京奧運拿來跟當年納粹政權主辦的德國慕尼克奧運相比，當中不無深遠含意。但我們在此要比較的，不是把納粹對猶大的暴行等同於中國政府對待西藏事件。之所以能將慕尼克跟北京兩次奧運比較，是因為慕尼克之諸世界各國的關係，恰好在北京奧運中來了一個倒轉。倒轉的發生在於昔日納粹政權把猶太人提昇至一個納粹臣民的慾望對象位置，而今天，中國人被世界轉化成為一個她們的慾望對象。這樣的把戲總是用來揭開了鬥爭衝突的帷幕的，往後的發展必然是就著中國／中國人等作出各種延介性解讀。情況就很像我們在街上見到兩人互相指罵一樣，最初挑啟事端的碰撞，很快便成為一連串「四眼仔」、「瘦骨仙」、「死肥仔」、「無文明」及各類衣著批評的表述與穢語。CNN主播口中的幾句毫無知識水平的詆毀話，便觸發起全球華人的神經，令大家動肝火，連夜剪出一條〈做人別太CNN〉短片作示威；國家發言人更要求CNN為此事道歉，把事件推到另一層次。但我們看不到外國輿論對CNN作出強烈的遺責，這是基於在民粹和西方共同利益下，西方若指責CNN跟中國承認不反對CNN無異。

其實，我們都深明大戰期間，各國對於德國之反抗，其重點沒有多少放在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行為上，更多是關注環球局勢之分布導致經濟分莊不均上。這次北京奧運，沒有了大戰的實彈明槍，但石油能源、環境生態、國內勞工就業與貧富問題，業已構成另一戰場，在全球上演。大唱特唱的中國威脅論、文明衝突論等穿鑿附會的偽學術理論，成為了合理化種種窮兵贖武、改變國策的手段。

從世界各國種種杯葛奧運開幕禮及撲滅聖火的行動，以及中國的回應中，我們可以見到新一輪的大戰在經濟與政治的領域上，透過是次聖火傳達的各城市中，逐漸被點明。

後記：
你可以用上述的思考同樣地處理家樂福的事件。

昨天聽新聞報導。對，我因為背著電視，所以只是耳聽，沒有眼見。大概因為單純地取了耳聽這感官系統，我聽出了一些趣聞。

話說國內近日就西藏事件做了很多「安排」。在國內某大學，有學生作一些悼念活動，新聞記者讀稿有一段是這樣的：「有大批武警到校園了解事件」。我立時笑了出來，因為了解事件豈需大批武警？

眼睛作為主要的感官，我們真是對它過份依賴，以至影響了我們的聽力。早前看電影《香水》，片中主角一生為追求保存氣味而不惜一切。在它看來，氣味是他的一切。這樣作為一切的一切的氣味，支配了他的一生。一朝他發現無望找到保存氣味之法，他便病得要死；但他朝他仍有望獲得其法，他又活過來。他在追尋氣味的人生旅途中，突然，他發現自己沒有了氣味，那時，他不是失去一切，而是得著一切似的，因為自己已變成了追求慾望的幽靈，在人間四處飄盪。他的靈魂已沒有所謂善惡或被出賣的可能，所有都從道德的框架中解開出來。觀眾們也無須帶著他連環殺人是否合法合理的想像去看往後的事情。因為氣味一旦成功，一種另類感官成為解釋一切的可能時，它便超越一切，迷倒眾生。

身體政治固然要從眼看的世界中解放我們的理性思維，但同時間，理性本身也需進一步極端地被凝視，為它本身作解放。這不是啟蒙辯證的精神所在嗎？

今天到過林村，其中一個目的，是特意看看那株由大陸買來的新許願樹。

舊的許願樹仍在，但已需要攙扶，形同石硤尾村清柝前的模樣，一條條的鐵柱子，縱橫交錯。

新的許願樹，跟周圍的環境不太協調。村民說今年十一月大醮時，便會正式開放，所以現在仍然把它圍著。這使得它像一個初來報到的村民一樣，大家都很好奇，也期待著它為林村帶來福氣。

我順道買了一個寶碟，但沒有祈福。因為買寶碟所費只五元，但祈福拜神卻要另買六十元的香燭。賣寶碟的說你買寶碟，然後到阿婆那邊，她便會教你怎樣祈福。婆婆當然有教，還配以一張過了膠的中英對照指引作說明，但六十元的香燭一來有點買豉油後再買雞的感覺，但我今天沒打算吃雞，所以不買！

回程時我一直在想，整個祈福的過程其實很多計算包括在內。由你買寶碟，到你祈禱掛寶碟，已包括了幾方面將交易行為擴大化的設計。祈禱寶碟一般是一人買兩個的，因為一個為姻綠，一個為事業。兩者是分開的。掛的位置也不同。幸好，祈禱的拜神香燭還是可以兩個寶碟共用的。這也正常，不然一下子要多付一百二十元，作兩個只消十元的寶碟許願，被騙的感受會很強烈。說實話，我買了寶碟後到婆婆那邊聽她說要買拜神套餐，我心倒沒有甚麼不快，可能是一種假定她一定給我一個合理價！六十元加五元／十元，對有意到林村走走湊熱鬧的人來說，還是可以接受的。

林村的新舊許願樹，究竟誰會關注它們？政府說有意將林村變成一條許願村的大計，展覽陳列許許多多與許願有關的東西。我頓時想，聖經教我們還是不要許願倒好，因為有借有還。何必給自己多一個包袱？輕裝上陣，倒是愉快的。把更多的慾望放在樹上，掛在心頭，有點像我們今天的生活般，將許多的事物扣上依賴的關係。沒有了超市，沒有了商場，沒有了電腦，我們就好像不能過活一樣，而事實是，我們真的不能生活下去。舊的許願樹受過火傷而拆斷過，殘枝仍放在一玻璃盒內供人憑弔，我以為隨著它的功成身退，從此林村便有好日子過。誰知，買來一株新的。新的許願樹，配合新的計劃，要搞得較舊的許願樹更多采多姿。我們對新的許願樹所招來的金錢效應，有增無減。

因為某些原因，我想找回一位中學時的同學，便從facebook上找就讀中學的校友會。但結果是我要找的找不到，卻給我發現另外的東西。

不知誰人將歷屆的班照上載，在其中一張中，我找到自己。相片之下的留言，有人問誰記得起班中人的姓名。有人竟然如數家珍把三十多人中的三十位數出來，只有兩三位打上括號，並標示（唔記得），我是其中一個「幸運兒」。

這個（唔記得）大概跟我的低調與抽離有關。從中二插班到了這所學校，我都是獨來獨往，其間有一兩位好友，但好友自己有更多好友，就像《破事兒》中的阿嬌跟Stephy的關係一樣，當然，我就是「阿嬌」，認定別人為交心摯友，但別人卻看我是其眾多朋友之中的一個。

（唔記得）就是不重要、不被重視，但卻存在。但這存在又是不存在似的。我想沒有人會去嘗試記起你！除非我真的是《破》中的阿嬌，一直都活在一份信任好友的情誼之中，縱然這相信跟Stephy的想法之間出現限大的落差，但她把頭栽下去便勇往直前，擁抱著這份友誼不放。幸好，Stephy也沒有給阿嬌說出真相。至少，她沒有親口說出來。

這個世界最殘忍的便是當一個可有可無的人，一個不被記得的人。故此，有人想盡千方百計為要留住別人對他／她的回憶。張國榮的志願便是希望人能永遠記得他。但生活在天水圍的人又怎樣？他們被看作「插班生」，是外來的族類。微不足道的人太多了，我開始懷疑，因缺乏語言的緣故，這些人的一生都在沒有主體的情況下悄悄的離開。周星馳電影中的「阿邊個邊個」背後由周星馳演活的平民百姓多采生活，恐怕在現實生活中是極少發生的。這就像香港突破機構的信念，認為每個年青人心中都擁有領袖DNA一樣，但試問又有有幾個成功的例子？或許成功的定義不應跟主流走，但這又可以怎樣？突破跟周星馳，同是李嘉誠的香港發跡故事的上演及重播。

之所以我被（唔記得）抓住，是基於我想別人記得我？人是立體的，是有血有肉有生命有背景的文化產物，它承載著歷史，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在網絡之中有角色的話，他／她的主體便能獲得呈現。但是否人人皆有這種覺醒？意識形態怎樣在運作著？

我若有甚麼因（唔記得）而有的不快，那不是別的，只因我在想著是否有太多人被遺忘，在人間如蒸發了一般？如此去想，我也不情願地跌入了突破周星馳李喜誠的意識形態裡了。

從網友的留言版上看到一段簡單的悼詞，為再生勇士李菁感惋惜。

我不認識李菁小姐，但從報章上看見她自殺的報導，令我有點感傷。報導指她幼年因發高燒而失聰，但沒有怨天尤人，反倒努力不懈，在棋藝上取得好成績，也到過美國作交換生，後在嶺南大學修畢學位，畢業後寄出二百封求職信，最終被一所中學取錄，投身教育界。李菁在本月初，從愛民邨家門外往公眾天井一躍而下，結束了其二十多年的奮鬥人生。

看畢報導，也瀏覽過她的部落格，衝擊著我對尋常生活經驗的認知。

首先，李小姐所住的地方，樓上正是我稔熟的舊鄰舍的居所，從二十多層高的走廊往天井向下望，我絕對感到是一回怎麼樣的事。年幼時不時到那裡住上幾天，徘徊走廊時想著，從這裡跳下去大概必死無疑。今天這個想像由李小姐告訴了我。此外，李小姐就讀的大學也是我這陣子上課的地方。從她住的地方到她上學的地方，這兩個同一時間密集地佔據一個人生命中三四年的空間，彷彿令我跟李小姐的距離拉近一點，至少是在想像上拉近了一點，我幾近投入去想著李小姐自殺前一刻所看到天井那種攝人的空洞，及曾在校園中踱步時所看到的景致。

由於發生這份「近距離的想像」，令我靠近李的死亡，靠近徘徊在我腦中李的幽靈。我漸次覺察「死亡與日常生活靠近」究竟是一回怎樣的事，它是如何支撐著我們對事物的解釋及建構著社會主流論述的意識形態。

當我們面對著自殺發生時，一種即時產生的距離感便起著作用，將我與死者置於一種主與客、治療者與被治療者的關係上。報章報導自殺事件時發揮那種專家意見的分析威力，正是在這種關係中發動的。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說，因死亡給人經驗承受不來的實在（Real），所以把它客體化有助我們迴避它，從新投入現實世界。面對關於李菁的死訊，我們可能立時也想問「為甚麼要自殺？」這看似最直接自然不過的問題。誰知，這問題其實是最有距離、最冷漠，只是為了方便我們把握事情而做出拾級跳躍後的結果。「為甚麼她要自殺」這問題取向要完成的任務是弄出一條因果的路線圖，一旦路線明確地被說出來時，李小姐跟一眾自殺者的死亡便從我們的思考中完成它存在的任務，之後，消失成了必然的結局。社會上不會因為為李菁提出了一條死因脈絡而對殘障人士多了保障，就是有具體的行動和措施，它也不能確保下次不會有「同類事情」發生。因為死亡絕對不屬於我們的意識層面和科學客觀推理；也因為死亡之不可解，它存著幻變的短路、複雜的肌理甚至是一種空無。

尋常生活不單是依憑經驗和數據以理解的，它還要你去感受，因為他是源於你而非別人，屬於一種本體的經驗。它應是一種切身的相遇，多於研討分析。從李菁的部落格留言版，我看到了一個個跟李菁在現實和文字世界相遇的途人、朋友，他們對李菁的自殺所表達的不是一種責罵與批評，而是體諒與祝福。生命固然有千萬個活下去的理由，但自殺要否定的往往不是生命的可貴與價值。社會學家涂爾幹會認為自殺是對社會的一種批判，而從李菁朋友的祝福中，人對自殺的理解也可以是一種對生活的超越，一種對更美好生活的追求。職是之故，自殺含有崇高的維度，在批判之餘開啟了一條（不）可以選擇的道路。這樣子，讓我想到專家及帶有強烈實證主義色彩的倫理批判者，他們因尊重生命而否定一切對自殺的可能做法，然而，當面對著社會種種不公與歧視而好像坐視不理，只埋首於道德律令的訓詞宣告，又如何處理死亡所可能包括的崇高意義？主流對自殺的論述往往缺乏了對社會的批判，令到自殺死亡被歸邊到個人道德抉擇裡，但在具體而尋常的生活中，從社會中產生的力量，為李菁的死亡添上了更多的內容，她的抉擇也自然糾結著許多問號和情結。故此，死亡總不是可以真空處理的！

Pascal Boniface（巴黎國際和戰略關係研究所主任）和Lilian Thuram（FC巴塞羅那後衛，法國國腳）合著了一篇‘Peace Through Superior Football’的文章，呼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同申辦2018年的世界盃。

在以巴和談進程沒有任何進展，布殊總統在其任期屆滿前出訪（八年來首次出訪），招聚兩個弱勢領袖作談判，可以談得甚麼出來？就是有具體方案，對以巴雙方的現實鬥爭是不會有任何影響和變化的。在這個無望的時刻，難得仍然有人以單純的心思，為以巴真正和平作出思考與提議。

雖然，我想2018申辦幾近是不可能且有點天方夜談，但對和平的想像從來就是如此。沒有想像，沒有對和平的becoming向度，任何和平的努力都只會被看為無用並加以否定。對和平最大的攔阻不是別的，而是對和平的否定。一句沒可能，有點過份的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