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day Life

12月4日，香港有反政改方案大遊行。行列中，被國際喻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突然插隊，引起哄動。往後數天，新聞紙不斷就陳方安生之現身大書特書，有說她的出現「騎劫」了這次的大遊行，有指她不滿曾在公共頻道上售賣政策方案，有評論她往後的表現對泛民主派的利害。這些評論分析都值得各界關注並觀察其發現與實現的可能。而我的看法，卻將這次陳太與大遊行的關係聚焦於「距離太近」之上。

 

古教父奧古斯丁曾表示：性是在屎與尿之間發生的。我們可以看到自古以來對性的含糊，多少是因為生殖器官跟排泄器官太過接近，以令人對性產生出污穢的感覺。隨著性愛大解放的宣傳從美國嘻皮年代發生的那刻，我們對性的論述也漸漸更改，認為性是一樁美事，是上帝所賜給人類的恩物，是享受和快樂的高位。然而，奇怪的是，我們從美國的保守主義行列中，又發現了性事被置於政治角力下成了手段的情況，經典例子便是色情電影《深喉》。當性被指為美好，受人所追求，以致能擢升至道德層面被評定固定之時，性便被改造生產出價值出來。這種價值是危險的，因為它能點燃暴力的藥引。

 

弗洛依德曾表示過，糞便在兒童的口腔期時，猶如陽具。保持著糞便在肛門內，及至排出，整個過程使人獲得快感大轉移。一種資本主義對積蓄(禁忌)到消費行為所獲得的快感在這裏獲得解釋。糞便(陽具)的被排出(閹割)，被看見，是一件有趣的事。Zizek認為，人與動物之別在於人類會為到怎樣處理排泄物而傷腦筋。他在《幻見的瘟疫》一書中，便就這個問題分析了英、法、德三國人民為處理糞便而設計的抽水馬桶。好玩的是，他隨後便就著上述三國的女士們如何修剪陰毛而進行討論。從這裏，我們看到了一種關於生殖器官和排泄器官在位置和距離上的關係一併被思考的例子。

 

正因為生殖/性與排泄在位置上出奇地靠近，進而發生了一場對清潔衛生的觀念的設置過程。在口腔期的兒童眼裏，屎尿本不是一回以潔與不潔來定義的東西，反而，它是一種屬於自己，從自己而出的東西，這東西如陽具一樣，被兒童看為寶貴之物。兒童世界是最懂得德里達(J. Derrida)關於禮物解釋的，他/她們會將糞便把弄，或是如顏料般塗在牆壁上，或是將它當作禮物送給父母。但是，成年人對這往往不以為然，並且看為不衛生、不潔，所以便會對成長中的兒童教授控制排泄之法，精神分析學一般會以這作為一種社會化的過程來理解。

 

一種對潔與不潔的關懷，在傳染病學發明之後，以糞便作為細菌傳播的一種渠道予以解釋，所以處理排泄的重要性也變得突出。但若我們將這個傳染病學得以發展的肇因作思考，一種關於死亡這最普遍的事情便自然不過地被提出來了。西方哲學喜愛將生死愛慾這四個字並排而論，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看，對死亡的重視，弗洛依德提出死亡驅力，在在讓我們為生與死建構出一條思想路徑，那便是「未知死，焉知生」。有死才有對生的演繹。而對愛慾，情況也是相仿，是從慾才發展出對愛的解釋學。精神分析所關注的是死和慾，由此出發，我們可以清楚探詢關於一種充滿歷史性的「生存」和「愛」。

 

死與慾，本來就是最原始自然的事，但也由於它們太過平白，過份日常，所以對它們的關注顯然不是一回重要的事。丈夫與太太朝夕相對，跟太太共處便成為了自然不過的日常平凡事，所以一天兩天沒有幾句交談有時也不太為意。平常事總是慢慢的、是滲透的，所以改變也往往是漸進的、不以為然的，如用冷水煑田雞一樣。然而，當平常事遇上了崇高的「生存」和「愛」，便出現了一種替代(displacement)的情況，「愛」與「生存」不費吹灰之力，便能引起各界的關注。這不是別的，只因為這些崇高太像一種意外，有時更近乎病徵(通常並不是病徵，而是偽病徵而已)般發生。

 

聖使徒保羅在《羅馬書》中說了一句真話可供參考，他說「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這裏聖保羅提出了愛在基督耶穌為罪人死的事情上顯明，在在衝著日常經濟交換原則而至，成為一種與平常截然不同的「病徵」(symptom)，用以建立一套全新愛和恩典的秩序，以產生對救贖的神學理解。

 

崇高的「愛」與「生存」，之所以發生及被遇見，無他，只是因為有著平凡的死與慾作為背景支撐。沒有了人認為的普遍性平凡，「愛」與「生存」根本就只可以是空談、無根無色。生死愛慾，彼此之間的距離實在太接近了，接近到一個地步，拉康(J. Lacan)指出真、善、美，不過是假、惡、醜的極至而已。在非洲每天受著戰禍、饑荒、死亡的威脅的人，和平、愛、生存、飽足，對他們是有真正意義的事情，今天竟然變成了各個大國的內政議題般隔靴搔癢地上演的政治秀。在所謂文明的世界背後，恰恰相反，和平、愛、生存、飽足變了平常事，而戰禍、饑荒、死亡則被視作崇高以追逐高揚。

 

試問，那一個發達國家不以救濟為最大的生存使命呢？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在每次國內以致國際遇災時，不是拿出比其他富國相約的金錢來麼？平均而言，香港每人投入慈善的花費，冠絕全球。但當反身自省時，我們是否將已陷入顛倒過來的，將平常的死亡、慾望提升到崇高的層次，以達到自戀式的手淫之中？

 

回到我們最開初關乎陳太行在12月4日的人群中。陳太的崇高，充當了太不平凡的位罝，令到在遊行前各界估計上街人數的關注頓失意義。本來多少人上街遊行，成為了一種極有意義對事情態度的說明，但現在，陳太的出現，有過之而無不及將這有力的數字淹蓋了。就是陳太這種偽病徵的出現，給人想入非非，設想她作為民主的救星以膜拜，然而，她沒有新的議程、沒有構成目下不同形勢的角力，反而，令到最沒權的人民力量再次踏上英雄崇拜的意識中。第一個英雄是曾蔭權，他在董建華之後成了我們香港人的良心與英雄。但理性的香港人，難度看不出今天的香港要比港英殖民時期更加殖民地的管治嗎？目下的香港，在當家作主的事情上，我看要比董建華時代更倒退。現在還要仰賴英雄救港，未免又回頭起初的時候，難怪政改方案可以原地踏步！

 

在太接近的距離下，要重新分清潔與不潔、日常與偶然、不凡與崇高。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是斷裂了的慾求。我們力圖將崇高變得自存、生存變得理所當然，一切都再不需要平凡日常來承托著。公民社會，在本來應以人民為重的位置上，給倒置了的崇高英雄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