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day Life

全球暖化問題確實告訴我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們的世界不簡單，任何理性及科學證據在國際政治角力下可以被嚴重扭曲及被忽略。這樣的現實，在剛過去的香港立法會補選中被驗證。葉劉取得四成以上的票數，投票的人是忘記了二十三條的事件，或是在所謂政治現實的情況下，認為抗爭不是出路，好好談是一種可能？在香港與中共的關係下，中共是否有興趣跟我們談，這是一個大問號有待回答。

傅柯說效果(Effect)，認為沒有一本通書，要著實參與在過程操作中，去了解箇中的運作和來龍去脈。一個有果效的東西才有繼續談下去的價值。這是在一個政治操作的框架下說的。沒有實效的東西只是風花說月，對整體社會沒有作用。閒聊固然重要，但為閒聊而閒聊，在我找尋政治參與的過程中愈見其限制。難怪齊澤克批評文化研究時說他們光有空談沒有實踐。

一般人認為，由理論到實踐要花很長時間。這種想法是將理論與實踐分開，假想找們憑空想出一套叫作理論的東西來，然後找尋一個可資兌現的時空把它實驗，最後精煉出具體的操作來。但這種線性的理論﹣實踐構想我想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就是真箇有，我們也不可知，也不能知。較為實在的情況去處理理論﹣實踐的結構的，我認為是一種理論﹣實踐一同生成的過程。在這，齊澤克提到前英國首相貝理雅和毛澤東的例子。

齊澤克說，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從來沒有構建出一套叫戴卓爾的理論來。戴卓爾主政所實施的一切，是戴卓爾本人自己。唯到了貝理雅，一種戴卓爾精神才被理論化地實踐出來。在這，理論與實踐並生，是貝理雅把戴卓爾升上神檯然後召喚萬人供奉。另一個傑出的例子是毛澤東把馬克思發揚光大。我們都知道，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很獨到，雖然對應今天資本主義的發展轉變，馬克思的分析明顯出現缺乏，沒有看到後福特式資本主義的強而有力的變化和生命力。但當馬克思落到老毛手上，它就變得活力非凡。由此看，十年文革之苦，是一種民族的痛，同樣也可能是民族的成就！環顧現今的中國，在發垟資本主義國家到達走投無路的時候大論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條路時，中國打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為你示範了一種怎樣表現資本主義內在強大力量。

這個理論﹣實踐，在基督教神學中同樣獲得了證明。基督耶穌沒有發明自己，理論化的基礎在保羅這個使徒行列以外的使徒把他透過列寧式的組黨實現出來。一種民眾基礎，一種有果效的情況，在理論﹣實踐結構中生成。

Laclau在談Hegemony的時候，提出了一種關於identity的說法。他指出identity的形式是一種dislocation。這dislocation很有意思，因為它是一種外在反對自身的同時又為自身提共存在意義的。情況就像拉康鏡像階段理論中所說到的情況，我們從鏡像之中來對自己進行意識的建構，但這種鏡像建構是易碎的，這也是一種潛藏反對自身的根本所在。這樣看來，從來就沒有一種本質的東西，或者說，表象本身就包括了本質。同樣，理論和實踐本身就沒有理論作為本，實踐作為用的分野。在我不斷找尋政治實踐工具以回應和打破光是空談的文化研究及神學作用過程中，這樣的理論﹣實踐理應成為一種模態。

我們在上面的過程中，好像走著一條否定從理論到實踐的進路，事實也確是如此。但我想強調，就是從實踐回到理論建構這方向的思考，其實也同樣起著與由理論到實踐的後果。

歷史的研究給我們說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是一個被迫上梁山的修道士。他本沒有意脫離天主教會而另立新教。但這個個人的考慮是否這樣？事實是馬丁路德在過程中發現並在不斷的dislocated的情況下運作出來的。說他單方面被迫，或為被迫而作出反應，未免不過簡化和二元對立了。其實一個力量的網絡場正在發生果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