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day Life

《靚太唔易做》，這是Desperate Housewife電視劇集的香港中文譯名。就是因為靚太靚，她人門生活的城鎮有點超真實感，所以即使未能追著看，但偶爾扭開電視，看到正在播放中，都很樂意坐下看到完結。

上周看了一集關於一位太太得悉其丈夫早前有外遇的消息，立時失常，拿槍到丈夫工作的超級市場，要把他幹掉。一位靚太、另一位靚太的安兒及其男友均在現場。而其餘的靚太在其中一位靚太的家中與其他人收看電視直播。

整個故事就是在這背景下發生，每一個角色之間就這超市挾持人質事件作了太太小小的反省。

劇情到最後，當風波平息，之前其中一個身在超市成為人質的太太在夢中，與另一位太太打招呼，說「早晨，你好嗎？」被問安的太太正看著信件，心情神色都沉重。但其回應是「我一切安好！」靚太隨後便說「好的，那遲些見！」轉身以後，靚太覺得有點不對勁，便回頭走向那位被問安的太太身邊，向她說「你真的沒事，我看你是有心事的，說給我知，讓我幫你。」被問安的太太說「真的沒有可幫的，我們都不知道明天和將來會發生何事，若要幫忙，那就好好活好當下，活好今天。」靚太聽到，由起初那無力幫忙的無奈到後來的豁然，就是這樣，全劇完。

我想起Zizek那句no thanks!的常用語。當我們問道別人「你好嗎」，其實很多時都只不過是一個空白的手勢而已，不帶實質的問安和關心。宗教信仰的崇拜也不過是這樣吧！我們每周到教堂做禮拜，但實際上，我們都在奉行一宗教的姿態。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一切，與宗教本身南轅北轍。

Bauman說現在世界是由信來把許許多多的靈碎結合起成為一個社會和整體，但消費社會的興起，信任也不見了，世界也變得脆弱不堪。

新年，祝願我們都可以活得真！心口如一。

今天參觀一個基督教婚禮。席上，作訓勉的牧師說來說去還是沒有新意的三幅被。最令人難頂的，莫過於他說到香港離婚率高這一點。婚禮上提離婚率高的意義何在？一種提醒你要小心之餘還帶點恐嚇成份，彷彿要逼令一對新人對離婚平常化作出抗衡似的。婚姻，不知不覺間變得沉重起來。

一紙婚書，有人以為不算甚麼。用這來構成不願結婚的藉口其實有點奇怪，也說不過去。因為婚書雖是一紙，但它所承載著社會對婚姻的意義卻不斷累積，沉厚非常，斷不是一張接近一百磅的靚紙那麼簡單。

有人辭官歸里，有人連夜趕科場。有人離婚，有人結婚。離合本常事，但我總不明白為何要將遇份的罪惡感加諸於離婚的人身上。是因為宗教把「這是上帝配合的」變為一條金律，實行違者必究？還是離婚本身代表了一種失敗、一種經營不善、一次人際相處的殘障？

有同性戀者不斷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這行動究竟對婚姻產生了甚麼的影響？同志們爭取婚姻的權利是要躋身社會常態之中，要尋求認同？或是背後多少帶著一種幻想，認為婚姻的盟誓意義深遠，一生一世的承諾寶貴非常？

婚姻，承諾意味很重。但在欠缺誠信的年代，這承諾的有效性又是怎樣？或者是這樣，有人講更高深的愛。

全球暖化問題確實告訴我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們的世界不簡單，任何理性及科學證據在國際政治角力下可以被嚴重扭曲及被忽略。這樣的現實，在剛過去的香港立法會補選中被驗證。葉劉取得四成以上的票數，投票的人是忘記了二十三條的事件，或是在所謂政治現實的情況下，認為抗爭不是出路，好好談是一種可能？在香港與中共的關係下，中共是否有興趣跟我們談，這是一個大問號有待回答。

傅柯說效果(Effect)，認為沒有一本通書，要著實參與在過程操作中，去了解箇中的運作和來龍去脈。一個有果效的東西才有繼續談下去的價值。這是在一個政治操作的框架下說的。沒有實效的東西只是風花說月，對整體社會沒有作用。閒聊固然重要，但為閒聊而閒聊，在我找尋政治參與的過程中愈見其限制。難怪齊澤克批評文化研究時說他們光有空談沒有實踐。

一般人認為，由理論到實踐要花很長時間。這種想法是將理論與實踐分開，假想找們憑空想出一套叫作理論的東西來，然後找尋一個可資兌現的時空把它實驗，最後精煉出具體的操作來。但這種線性的理論﹣實踐構想我想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就是真箇有，我們也不可知，也不能知。較為實在的情況去處理理論﹣實踐的結構的，我認為是一種理論﹣實踐一同生成的過程。在這，齊澤克提到前英國首相貝理雅和毛澤東的例子。

齊澤克說，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從來沒有構建出一套叫戴卓爾的理論來。戴卓爾主政所實施的一切，是戴卓爾本人自己。唯到了貝理雅，一種戴卓爾精神才被理論化地實踐出來。在這，理論與實踐並生，是貝理雅把戴卓爾升上神檯然後召喚萬人供奉。另一個傑出的例子是毛澤東把馬克思發揚光大。我們都知道，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很獨到，雖然對應今天資本主義的發展轉變，馬克思的分析明顯出現缺乏，沒有看到後福特式資本主義的強而有力的變化和生命力。但當馬克思落到老毛手上，它就變得活力非凡。由此看，十年文革之苦，是一種民族的痛，同樣也可能是民族的成就！環顧現今的中國，在發垟資本主義國家到達走投無路的時候大論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條路時，中國打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為你示範了一種怎樣表現資本主義內在強大力量。

這個理論﹣實踐，在基督教神學中同樣獲得了證明。基督耶穌沒有發明自己，理論化的基礎在保羅這個使徒行列以外的使徒把他透過列寧式的組黨實現出來。一種民眾基礎，一種有果效的情況，在理論﹣實踐結構中生成。

Laclau在談Hegemony的時候，提出了一種關於identity的說法。他指出identity的形式是一種dislocation。這dislocation很有意思，因為它是一種外在反對自身的同時又為自身提共存在意義的。情況就像拉康鏡像階段理論中所說到的情況，我們從鏡像之中來對自己進行意識的建構，但這種鏡像建構是易碎的，這也是一種潛藏反對自身的根本所在。這樣看來，從來就沒有一種本質的東西，或者說，表象本身就包括了本質。同樣，理論和實踐本身就沒有理論作為本，實踐作為用的分野。在我不斷找尋政治實踐工具以回應和打破光是空談的文化研究及神學作用過程中，這樣的理論﹣實踐理應成為一種模態。

我們在上面的過程中，好像走著一條否定從理論到實踐的進路，事實也確是如此。但我想強調，就是從實踐回到理論建構這方向的思考，其實也同樣起著與由理論到實踐的後果。

歷史的研究給我們說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是一個被迫上梁山的修道士。他本沒有意脫離天主教會而另立新教。但這個個人的考慮是否這樣？事實是馬丁路德在過程中發現並在不斷的dislocated的情況下運作出來的。說他單方面被迫，或為被迫而作出反應，未免不過簡化和二元對立了。其實一個力量的網絡場正在發生果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