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day Life

有人說出「生命是一種無奈」的體驗。我認為這太早認命的說法，多少是把馬克思的對拒(antagonism)放棄，把自己置於後意態形態的論述之中。

如何就上述的普遍現象作出思考？我們只需要看看Bill Gates一朝把所有共享的軟件平台收歸私有便可知道。今天，這位全球首富致力投放大量財富以消滅疾病，大家便說他是大善長，站在道德的高地受人敬仰。一下子，我們都接受了賺錢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將其倫理部份抽空，而專注在操作性層次上討論。當街頭巷尾的人都為股票市場的波動而神往的時候，那種假設自己不知自己知道(unknown known)的狀態，便合理化整個資本主義市場的繼續發展。

剛看過麥迪文的《叛諜追擊3》，從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對「生命是一種無奈」思考的方向。

《叛3》秉承了上兩集的布局，都是從龐積遜(麥在片中失憶後的名字)為要從留下的片段性記憶中尋找自己的身份開始。龐是一個接受過嚴格訓練的特工，他從種種蛛絲馬跡中找線索，最終他把大部份的殘破記憶重組，到了片末，他去到自己被洗腦的研究所，從主理一個名為「黑荊棘」高度國家機密的總指揮口中獲得了「真相」。原來龐原名叫大衛，是一名特工，是他自願地參與這個計劃。這個計劃的目的是拯救美國。但任務所要求於特工的是他們不需要知道內情，只負責把目標人物幹掉便是。起初龐對要殺的人全不知情感到為難，但在不斷被說這是為了拯救國家的崇高意識底下，龐便踏上這條路。

片中，龐對另一位曾跟他相好的女特工透露說，他對每一個行刺的人的面孔都記得一清二楚，只是他們的背景資料一無所知。唯有將這些資料都弄出來，他認為這才能使自己好過一點。在美國反恐的大主題之下，這幾年對反恐行動思考明顯地也在轉變。「黑荊棘」是一個不需要左交代、右申請的機密行動代號，肆意對於一切懷疑危害國家的美國國民先發制人地幹掉。這樣的計劃在龐不斷追蹤自己的身份過程中逐漸被揭露，他的主體性亦從中獲得了確立，在不知道自己知道的環境發掘那知道的。相似的故事作法電影是湯告魯斯的《未來報告》。湯的組織按著先知們腦中所出現的殘破碎片而進行追蹤，在犯罪者未犯罪前一刻把潛在犯罪者逮捕。但當湯被先知腦中所產生的異象納入了被告者的行列時，湯始發現整個為了國家安全而建立的系統的缺撼。然而《叛3》將故事說得更表面。龐這執行任務的人需先接受洗腦，以表示對於行動的忠誠，並確保行動能順利進行。

人要從國家安全的威嚇中，其主體性才得以被顯露與命名。但國家安全的威嚇並非是唯一使主體得以顯明的必要元素。當然，主體性在這樣的國家機器中是怎樣的形態又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

《叛3》的最後一幕，龐對一位他早前沒有下手幹掉的特工表示，他早前之所以不下手，是因為他根本不知道為甚麼要下手，是這樣的國家機器把人性都除去了。這種不知道而行動表面上是一種偽裝，但其實也是讓我們看到實在界的面龐的屏幕。那位特工對於龐的這番喚醒「人性」的話感到不知所措。故事若從這位特工身上繼續發展下去，將有可能是這位特工會重覆龐的故事，在國家機器中找尋自己。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這位特工之所以不知所措，不是因為他對龐所說的事實一無所知，而剛剛相反，他是深信不疑的。只是他陷入了不知道自己知道之象徵界與實在界之缺口中。

從這種不知道自己知道體悟回頭看，我們便看到這齣不帶情慾的電影是怎樣引導我們想像情慾的。一段本來可以發展出的感情線，是發生在那個幫助龐脫險但後來也落入被追殺行列的女特工身上。女特工被龐問道為何要幫助他的時候，女特工表示面對著龐，她是沒法抗拒的。這番暗示他們曾發生關係的說話，在荷李活電影中應是緊接著情慾場面發生的。但事情不是這樣，他們就是在一所小小的房子裏，兩人也沒有做愛；反而，龐跟女特工說她也要開始脫亡生涯了。接著的一幕便是龐送別女特工，在臨別一刻，龐跟女特工說的話是：你會漸漸習慣的。這顯然是龐的自我讀白，將其心路歷程書複製至女特工的生活中。然而，這種篏入的生活模式，恰好像是《Matrix》裏頭，莫菲斯要把人從符號的現實世界拯救出來一樣。這種將自我慾望延展的做法，多少有著宗教拯救性的意味，但我想更加是一種拉康式沒有性關係的著名金句例子。‘There is no sexual relation’所要說明的是一種慾望植入過程。性交只不過是一次又一之自慰行為中慾望的延伸。會習慣的是龐對於自己主體性發現經過的一次精子注射。片子最後，當女特工知道龐沒有死去時，她臉上展露的笑顏，恰好對暗示女特工對性愛的滿足。

「黑荊棘」任務的失敗，不會為到現今美國對國家安全所實行的措施有任何改變。那充其量是電影所要展現的一種良好願望。但它所突出的對拒性關係，恰好是一種後意識形態政治的意識形態批判。漸漸習慣，最少說明了我們在選擇不知道自己知道的道路外，為抵抗保留了空間。

還看今天香港的政治格局。

曾蔭權以高票在特首選舉政治秀中擊敗公民黨的梁家傑議員成為新任行政長官。
陳太離開政壇六年後，因前民建聯黨主席癌病過身而透過補選進入了立法會。
在2007年年底前，人大就曾蔭權提出的政改方案定奪，否決了2012雙普選，指出最快2017年可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可普選立法會，唯功能組別仍需保留。

若一切靠得太遠，所以令到我們的目標眼光都被拉遠，事物因而變得模糊。那麼我們就會面對著一種因太近而產生與實在界(REAL)的正面相遇。然而實在界從來就是不可承擔的，用德里達(J. Derrida)的話說是一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因為在過去的一年多裏，我們所望見的都出奇被壓縮起來，被拉得太近，以令我們失去了焦點似的看不清事物，隨之，我們以聲音，以語言，或找著某些中介來給我們作治療，作替代。

大家期待的民主在反來覆去間失去了動力。今天高舉民主，民主之意和義都失真了。這要較我們理性地思考民主本身的限制及其被新自由主義駕劫以致出現某種惡來得更不堪入目。民主不單是一個被掏空的觀念，它本身無力得令人反胃。在香港談民主，我認為不談倒好，因為不會被民主二字反過來淹沒你所做的實在事。

距離太近會逼使人出現條件反射，你會隨手便推開它，以換來一點空間讓自己透透氣。在這樣的透氣動作後，是一片廣大的天空。距離拉得無限遠，但沒有人去接應這種空洞。安身立命所需，便再次搭上與之前靠得太近的對立面。這或許多少可以解釋為何在個多月前的區議會選舉中，親中保守的民建聯會大勝，而泛民主派會大敗的結果。對這次地區性選舉的結果，值得留意的不是民主黨議席不保。她的不濟，有目共睹，重創是必然的。唯一直實事求是，為低下階層打拼的民協，也碰上滑鐵盧，這才是問題的症狀所在。所以有評論認為地區工作在區議會選舉中是最關鍵的，一切成王敗寇都在此一較高下，然而我看不到民協在這方面遜色於民建聯，如此的評論亦有欠解釋上的不足。

市民和政黨以致傳媒，此刻都在大家正找尋逃離實在界的透氣位上給人泡製夢話，以拉長大家與實在界的不可能性的距離。從精神分析解夢的操作裏，我們短道夢之製作是用來脫避實在界的威嚇使然。父親倍伴著死去但仍安敞在棺木中的兒子時，因疲倦而睡著了。他在睡夢中造了一個夢，就是聽到當時身在火中的兒子向他求救。父親隨即醒來，發現香燭正燒著了棺木旁的布料，並且正漫延至兒子的棺木。對這樣的夢的解釋是，父親嗅到香燭燒著布料，因而立即製造上述的夢，以使自己能脫避自己對兒子死亡的責任。

在過去的一年多，我們從靠近的壓力下轉逃到一個廣闊無際的空間，一切距離都得很遠，目標隨之找尋身旁的事物為自己添安舒。我們的處境沒有經驗到Zizek所描述的那種與實在界靠近，然後向著禁忌作超越，最後卻發現一切如常，在充滿鬼話的陰暗小屋或森林的深深處，其實並沒有神魔鬼怪，也沒有美女仙子。或許我們根本沒有真正的走過，甚至與實在界靠近。曾出現的太近距離，完全引發不起我們絲毫的暇想，要我們去進行探險。我們原來是被動地，被一種偽裝的實在界所搞擾而已。

2005年12月16日，我寫了一篇題為〈距脽太近，目標太遠〉。今天重看，認為事情較當天的複雜，文章也有延伸的需要。就在續文本寫好之前，將舊文重貼，讓大家來個回溯性的觀察。

﹣﹣﹣﹣﹣﹣﹣﹣﹣﹣﹣﹣﹣﹣﹣﹣﹣﹣

西元2005年12月16日
距離太近，目標太遠
12月4日，香港有反政改方案大遊行。行列中，被國際喻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突然插隊，引起哄動。往後數天，新聞紙不斷就陳方安生之現身大書特書，有說她的出現「騎劫」了這次的大遊行，有指她不滿曾在公共頻道上售賣政策方案，有評論她往後的表現對泛民主派的利害。這些評論分析都值得各界關注並觀察其發現與實現的可能。而我的看法，卻將這次陳太與大遊行的關係聚焦於「距離太近」之上。

古教父奧古斯丁曾表示：性是在屎與尿之間發生的。我們可以看到自古以來對性的含糊，多少是因為生殖器官跟排泄器官太過接近，以令人對性產生出污穢的感覺。隨著性愛大解放的宣傳從美國嘻皮年代發生的那刻，我們對性的論述也漸漸更改，認為性是一樁美事，是上帝所賜給人類的恩物，是享受和快樂的高位。然而，奇怪的是，我們從美國的保守主義行列中，又發現了性事被置於政治角力下成了手段的情況，經典例子便是色情電影《深喉》。當性被指為美好，受人所追求，以致能擢升至道德層面被評定固定之時，性便被改造生產出價值出來。這種價值是危險的，因為它能點燃暴力的藥引。

弗洛依德曾表示過，糞便在兒童的口腔期時，猶如陽具。保持著糞便在肛門內，及至排出，整個過程使人獲得快感大轉移。一種資本主義對積蓄(禁忌)到消費行為所獲得的快感在這裏獲得解釋。糞便(陽具)的被排出(閹割)，被看見，是一件有趣的事。Zizek認為，人與動物之別在於人類會為到怎樣處理排泄物而傷腦筋。他在《幻見的瘟疫》一書中，便就這個問題分析了英、法、德三國人民為處理糞便而設計的抽水馬桶。好玩的是，他隨後便就著上述三國的女士們如何修剪陰毛而進行討論。從這裏，我們看到了一種關於生殖器官和排泄器官在位置和距離上的關係一併被思考的例子。

正因為生殖/性與排泄在位置上出奇地靠近，進而發生了一場對清潔衛生的觀念的設置過程。在口腔期的兒童眼裏，屎尿本不是一回以潔與不潔來定義的東西，反而，它是一種屬於自己，從自己而出的東西，這東西如陽具一樣，被兒童看為寶貴之物。兒童世界是最懂得德里達(J. Derrida)關於禮物解釋的，他/她們會將糞便把弄，或是如顏料般塗在牆壁上，或是將它當作禮物送給父母。但是，成年人對這往往不以為然，並且看為不衛生、不潔，所以便會對成長中的兒童教授控制排泄之法，精神分析學一般會以這作為一種社會化的過程來理解。

一種對潔與不潔的關懷，在傳染病學發明之後，以糞便作為細菌傳播的一種渠道予以解釋，所以處理排泄的重要性也變得突出。但若我們將這個傳染病學得以發展的肇因作思考，一種關於死亡這最普遍的事情便自然不過地被提出來了。西方哲學喜愛將生死愛慾這四個字並排而論，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看，對死亡的重視，弗洛依德提出死亡驅力，在在讓我們為生與死建構出一條思想路徑，那便是「未知死，焉知生」。有死才有對生的演繹。而對愛慾，情況也是相仿，是從慾才發展出對愛的解釋學。精神分析所關注的是死和慾，由此出發，我們可以清楚探詢關於一種充滿歷史性的「生存」和「愛」。

死與慾，本來就是最原始自然的事，但也由於它們太過平白，過份日常，所以對它們的關注顯然不是一回重要的事。丈夫與太太朝夕相對，跟太太共處便成為了自然不過的日常平凡事，所以一天兩天沒有幾句交談有時也不太為意。平常事總是慢慢的、是滲透的，所以改變也往往是漸進的、不以為然的，如用冷水煑田雞一樣。然而，當平常事遇上了崇高的「生存」和「愛」，便出現了一種替代(displacement)的情況，「愛」與「生存」不費吹灰之力，便能引起各界的關注。這不是別的，只因為這些崇高太像一種意外，有時更近乎病徵(通常並不是病徵，而是偽病徵而已)般發生。

聖使徒保羅在《羅馬書》中說了一句真話可供參考，他說「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這裏聖保羅提出了愛在基督耶穌為罪人死的事情上顯明，在在衝著日常經濟交換原則而至，成為一種與平常截然不同的「病徵」(symptom)，用以建立一套全新愛和恩典的秩序，以產生對救贖的神學理解。

崇高的「愛」與「生存」，之所以發生及被遇見，無他，只是因為有著平凡的死與慾作為背景支撐。沒有了人認為的普遍性平凡，「愛」與「生存」根本就只可以是空談、無根無色。生死愛慾，彼此之間的距離實在太接近了，接近到一個地步，拉康(J. Lacan)指出真、善、美，不過是假、惡、醜的極至而已。在非洲每天受著戰禍、饑荒、死亡的威脅的人，和平、愛、生存、飽足，對他們是有真正意義的事情，今天竟然變成了各個大國的內政議題般隔靴搔癢地上演的政治秀。在所謂文明的世界背後，恰恰相反，和平、愛、生存、飽足變了平常事，而戰禍、饑荒、死亡則被視作崇高以追逐高揚。

試問，那一個發達國家不以救濟為最大的生存使命呢？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在每次國內以致國際遇災時，不是拿出比其他富國相約的金錢來麼？平均而言，香港每人投入慈善的花費，冠絕全球。但當反身自省時，我們是否將已陷入顛倒過來的，將平常的死亡、慾望提升到崇高的層次，以達到自戀式的手淫之中？

回到我們最開初關乎陳太行在12月4日的人群中。陳太的崇高，充當了太不平凡的位罝，令到在遊行前各界估計上街人數的關注頓失意義。本來多少人上街遊行，成為了一種極有意義對事情態度的說明，但現在，陳太的出現，有過之而無不及將這有力的數字淹蓋了。就是陳太這種偽病徵的出現，給人想入非非，設想她作為民主的救星以膜拜，然而，她沒有新的議程、沒有構成目下不同形勢的角力，反而，令到最沒權的人民力量再次踏上英雄崇拜的意識中。第一個英雄是曾蔭權，他在董建華之後成了我們香港人的良心與英雄。但理性的香港人，難度看不出今天的香港要比港英殖民時期更加殖民地的管治嗎？目下的香港，在當家作主的事情上，我看要比董建華時代更倒退。現在還要仰賴英雄救港，未免又回頭起初的時候，難怪政改方案可以原地踏步！

在太接近的距離下，要重新分清潔與不潔、日常與偶然、不凡與崇高。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是斷裂了的慾求。我們力圖將崇高變得自存、生存變得理所當然，一切都再不需要平凡日常來承托著。公民社會，在本來應以人民為重的位置上，給倒置了的崇高英雄取代了。

新年，大家都彼此祝賀「新年快樂」。但新年究竟有多「新」？有多「快樂」？這個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別具意涵，值得想想。

上一篇'Desperate Housewife'，提到一句空洞的問安，「新年快樂」可能跟「恭喜發財」一樣，都是空洞姿勢式問安句子的又一典範。說的人是隨口說說，為滿足大他者的需要。

兩人走在一起，在倒數時說「新年快樂」，之後便擁抱，再多加深情一吻，之後，各走各路，獨個兒面對生活。擁抱一刻和深情一吻，在這個人人都知的風險社會裏別具意義，其價值更是實在和‘永恆的’。在不能拿捏整體性的社會中，任何短暫得不可再短暫的當下，要比空洞無物的永恆更具體和有質感。就算是「痛愛」或「愈吻愈傷心」，在永恆和靈韵消逝的年代，都叫人珍而重之地緊握不放。究其新年快樂不樂，no thanks! who care?

偶爾，社會上的人會製造出「黃金十年」的夢話。美英各國正為到次按會否進一步影響全球經濟，環保減排碳方案如何能貫切落實仍未有定案之際，前路暗淡，困難重重。我們卻在這裏空談「黃金年代」，確實不敢想像會有甚麼後果。恐怕在金融風暴時痛定思痛，自言學會了穩健投資的受傷者，在背靠祖國的急速發展浪潮中，累積下來的人生智慧都會再一次面臨透支危機。

中國，除非她能成功替代美國成為一統天下的大國，人民幣變成國際交易的貨幣指標，聯合國總部移師中土，中國另設一個較世界銀行更無良的組織，這樣，黃金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應該沒有問題。或許，「黃金十年」的倡導者，正開始如此地參與泡製這樣的神話。但事實是，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污染國，其體制法治並不健全，對人民的生存與保障還停在起步改善階段，奢望黃金十年，相信早了一點。日正普照，發夢得再等一段時間！

新年，我雖不能說快樂，更沒有一份可預見的快樂給別人送上遞送，但新年應努力，倒是大家可互相勉勵一番的。2012雙普選被人大否決，只怪我們未盡上努力。努力過後我想應有緊持下去的決心，否則，我們也應聽聽林瑞麟局長或唐英年司長的話，放下「成見」，求同存異，努力去想想怎樣為2017的特首「普選」和2020年仍有功能組別的立法會「普選」做建設性的討論。你若聽得出有人的意見被說成為成見的時候，你要付上的努力應該是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