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day Life

因為某些原因，我想找回一位中學時的同學，便從facebook上找就讀中學的校友會。但結果是我要找的找不到，卻給我發現另外的東西。

不知誰人將歷屆的班照上載，在其中一張中，我找到自己。相片之下的留言，有人問誰記得起班中人的姓名。有人竟然如數家珍把三十多人中的三十位數出來，只有兩三位打上括號，並標示（唔記得），我是其中一個「幸運兒」。

這個（唔記得）大概跟我的低調與抽離有關。從中二插班到了這所學校，我都是獨來獨往，其間有一兩位好友，但好友自己有更多好友，就像《破事兒》中的阿嬌跟Stephy的關係一樣，當然，我就是「阿嬌」，認定別人為交心摯友，但別人卻看我是其眾多朋友之中的一個。

（唔記得）就是不重要、不被重視，但卻存在。但這存在又是不存在似的。我想沒有人會去嘗試記起你！除非我真的是《破》中的阿嬌，一直都活在一份信任好友的情誼之中，縱然這相信跟Stephy的想法之間出現限大的落差，但她把頭栽下去便勇往直前，擁抱著這份友誼不放。幸好，Stephy也沒有給阿嬌說出真相。至少，她沒有親口說出來。

這個世界最殘忍的便是當一個可有可無的人，一個不被記得的人。故此，有人想盡千方百計為要留住別人對他／她的回憶。張國榮的志願便是希望人能永遠記得他。但生活在天水圍的人又怎樣？他們被看作「插班生」，是外來的族類。微不足道的人太多了，我開始懷疑，因缺乏語言的緣故，這些人的一生都在沒有主體的情況下悄悄的離開。周星馳電影中的「阿邊個邊個」背後由周星馳演活的平民百姓多采生活，恐怕在現實生活中是極少發生的。這就像香港突破機構的信念，認為每個年青人心中都擁有領袖DNA一樣，但試問又有有幾個成功的例子？或許成功的定義不應跟主流走，但這又可以怎樣？突破跟周星馳，同是李嘉誠的香港發跡故事的上演及重播。

之所以我被（唔記得）抓住，是基於我想別人記得我？人是立體的，是有血有肉有生命有背景的文化產物，它承載著歷史，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在網絡之中有角色的話，他／她的主體便能獲得呈現。但是否人人皆有這種覺醒？意識形態怎樣在運作著？

我若有甚麼因（唔記得）而有的不快，那不是別的，只因我在想著是否有太多人被遺忘，在人間如蒸發了一般？如此去想，我也不情願地跌入了突破周星馳李喜誠的意識形態裡了。

從網友的留言版上看到一段簡單的悼詞，為再生勇士李菁感惋惜。

我不認識李菁小姐，但從報章上看見她自殺的報導，令我有點感傷。報導指她幼年因發高燒而失聰，但沒有怨天尤人，反倒努力不懈，在棋藝上取得好成績，也到過美國作交換生，後在嶺南大學修畢學位，畢業後寄出二百封求職信，最終被一所中學取錄，投身教育界。李菁在本月初，從愛民邨家門外往公眾天井一躍而下，結束了其二十多年的奮鬥人生。

看畢報導，也瀏覽過她的部落格，衝擊著我對尋常生活經驗的認知。

首先，李小姐所住的地方，樓上正是我稔熟的舊鄰舍的居所，從二十多層高的走廊往天井向下望，我絕對感到是一回怎麼樣的事。年幼時不時到那裡住上幾天，徘徊走廊時想著，從這裡跳下去大概必死無疑。今天這個想像由李小姐告訴了我。此外，李小姐就讀的大學也是我這陣子上課的地方。從她住的地方到她上學的地方，這兩個同一時間密集地佔據一個人生命中三四年的空間，彷彿令我跟李小姐的距離拉近一點，至少是在想像上拉近了一點，我幾近投入去想著李小姐自殺前一刻所看到天井那種攝人的空洞，及曾在校園中踱步時所看到的景致。

由於發生這份「近距離的想像」，令我靠近李的死亡，靠近徘徊在我腦中李的幽靈。我漸次覺察「死亡與日常生活靠近」究竟是一回怎樣的事，它是如何支撐著我們對事物的解釋及建構著社會主流論述的意識形態。

當我們面對著自殺發生時，一種即時產生的距離感便起著作用，將我與死者置於一種主與客、治療者與被治療者的關係上。報章報導自殺事件時發揮那種專家意見的分析威力，正是在這種關係中發動的。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說，因死亡給人經驗承受不來的實在（Real），所以把它客體化有助我們迴避它，從新投入現實世界。面對關於李菁的死訊，我們可能立時也想問「為甚麼要自殺？」這看似最直接自然不過的問題。誰知，這問題其實是最有距離、最冷漠，只是為了方便我們把握事情而做出拾級跳躍後的結果。「為甚麼她要自殺」這問題取向要完成的任務是弄出一條因果的路線圖，一旦路線明確地被說出來時，李小姐跟一眾自殺者的死亡便從我們的思考中完成它存在的任務，之後，消失成了必然的結局。社會上不會因為為李菁提出了一條死因脈絡而對殘障人士多了保障，就是有具體的行動和措施，它也不能確保下次不會有「同類事情」發生。因為死亡絕對不屬於我們的意識層面和科學客觀推理；也因為死亡之不可解，它存著幻變的短路、複雜的肌理甚至是一種空無。

尋常生活不單是依憑經驗和數據以理解的，它還要你去感受，因為他是源於你而非別人，屬於一種本體的經驗。它應是一種切身的相遇，多於研討分析。從李菁的部落格留言版，我看到了一個個跟李菁在現實和文字世界相遇的途人、朋友，他們對李菁的自殺所表達的不是一種責罵與批評，而是體諒與祝福。生命固然有千萬個活下去的理由，但自殺要否定的往往不是生命的可貴與價值。社會學家涂爾幹會認為自殺是對社會的一種批判，而從李菁朋友的祝福中，人對自殺的理解也可以是一種對生活的超越，一種對更美好生活的追求。職是之故，自殺含有崇高的維度，在批判之餘開啟了一條（不）可以選擇的道路。這樣子，讓我想到專家及帶有強烈實證主義色彩的倫理批判者，他們因尊重生命而否定一切對自殺的可能做法，然而，當面對著社會種種不公與歧視而好像坐視不理，只埋首於道德律令的訓詞宣告，又如何處理死亡所可能包括的崇高意義？主流對自殺的論述往往缺乏了對社會的批判，令到自殺死亡被歸邊到個人道德抉擇裡，但在具體而尋常的生活中，從社會中產生的力量，為李菁的死亡添上了更多的內容，她的抉擇也自然糾結著許多問號和情結。故此，死亡總不是可以真空處理的！

Pascal Boniface（巴黎國際和戰略關係研究所主任）和Lilian Thuram（FC巴塞羅那後衛，法國國腳）合著了一篇‘Peace Through Superior Football’的文章，呼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同申辦2018年的世界盃。

在以巴和談進程沒有任何進展，布殊總統在其任期屆滿前出訪（八年來首次出訪），招聚兩個弱勢領袖作談判，可以談得甚麼出來？就是有具體方案，對以巴雙方的現實鬥爭是不會有任何影響和變化的。在這個無望的時刻，難得仍然有人以單純的心思，為以巴真正和平作出思考與提議。

雖然，我想2018申辦幾近是不可能且有點天方夜談，但對和平的想像從來就是如此。沒有想像，沒有對和平的becoming向度，任何和平的努力都只會被看為無用並加以否定。對和平最大的攔阻不是別的，而是對和平的否定。一句沒可能，有點過份的看化了！

今天到大埔廣福道新蔡記食麵，隔鄰坐了兩位二三十歲的男士，甫入座便拿著報紙睇波經，其中一個對著份報紙說，這裡賠一點幾倍，在歐洲，這個會賠二點幾。我不知道二點幾的賠率是指外圍的賠率還是甚麼，但我聽他們就賠率方面的認知，不其然令我變得很好奇，很想知道更多這方面關於不少人參與的活動是怎樣的一回事情。這種日常生活的片段，架起不少人的生活意義。

早陣子在課堂上聽老師說，他接觸過一位老人家，這老人家跟他說在香港的生活，很扼要地提到兩點，其中一點是賽馬，理由是賽馬（賭馬）給他生存有盼望。這大概是殖民地作為管治上的一個重要元素，在普羅市民中流傳並發揮功效。

賭，在社會上常有爭議。一說開賭，總是意見極端。我們在這邊看澳門開放賭權，很常聽到的道德評語都是世風日下，道德淪亡，動不動便說會造成更多病態賭徒。但這個從美國眾多研究報告都顯示，只要有一定的措施，問題並非想像中嚴重，反倒經濟的收益所造就社會的進步起積極作用。

沒錯，有錢能使鬼推磨，你看香港剛發表的財政派糖預算案多受歡迎便知錢的「正面作用」。但賭的問題於我來說總是一個能賭與不能賭的問題。所謂能賭是指著有能力賭，不能賭則指到除了借錢來賭以外根本沒有賭的本錢。這裡便是一個貧富的問題。

我不會認為貧窮人便不應有娛樂，好像享樂是一樁罪過似的。若是這樣，我很難理解為何有錢人作樂便能合理。娛樂是一個人某種精神所需，欠缺這平衝系統，生活很難熬得過。賭對尋常的人來說或許是娛樂的一種，甚至是唯一一種。在把它扼殺之前，請給他們另一可行方案，不然，指責他們的罪行容易，認罪之後如何，這個很難搞！

我想信賭在香港人的尋常生活中已成為一種流動於血液之中的分子，它是一個支撐精神生活的系統，是人際交往的場所，是報章雜誌生產的必須品，但我們現在對它的思考，好像還只有可以和不可以。在可與不可之間，還有一條不經縫合的鴻溝。

昨晚，食物及環境衛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宣布，為免流感進一步擴散，全港小學、幼稚園、幼兒園及特殊學校由即日起提早放復活節假期。學生應留在家中較安全，免受感染。而醫管局的胡定旭又說，若患流感，不應去急症室，因為那裡是高危地方，完易交义感染。

自沙士以後，過去兩三天官員的說話又一次搖動著我的常識。還記得三年前上門推銷吸塵機的推鎖員說，他們的產品有不少醫院選用，又問我，有病的人為何都在醫院接受治療？因為醫院較家居清潔！潛台詞當然係說他的吸塵機有用，令醫院較家居清潔，所以若要家居清潔，便應買下他的吸塵機。

當然，醫院作為高密度病人聚合的地方，就是有多好的過濾設備，集中就是集中，自然也是高危。但醫院對病人來說，此刻成了一個危險地方，在觀念和意識上都有點難接受。若一般流感病人不應到急症室，那末更嚴重的人也不應該去，因為他們的抵抗力應更差，更不能適應急症室的高危情況。所以胡醫生的話，作為一種疏導人潮的演說，其實應說，為了讓有需要的人能及早接受治療，一般病情較輕的病人，可到私家醫生或選用門診服務。甚麼的時候，講甚麼的話，不要胡說！

從周醫生和胡醫生二人的講話中看到，散布流感恐慌的，恐怕除了傳媒報章每天大字標題報導外，便要數周、胡二人。他們大概是好醫生，但一定不是出色的政治管理人才。因為這等人才要對修辭有所認識甚至精通才行。

家中對學生來說較學校安全，醫院對於病人來說是高危。這兩種說法都不合我們慣常的邏輯。不過，我們姑且可以認真地看待他們的說話，說不定我們可以看到弗洛依德所說的「走漏嘴」（parapraxis）。

「走漏嘴」是一種說出真相，脫離意識形態的表現。你可以看它為一種錯誤，但這錯誤其實正是事實本身。家中跟學校比較，家中確實較學校安全。不過可惜的是，我們的教育制度和社會都愛把人關進學校這高度設防的監獄裡。接受教育，多少是要把人改變，像精神病院一樣，為要你能成為一個「正常人」。而今，因每年來襲的流感而製造出來的政治性恐慌，把這個社會看為安全的人性改善系統否定，將人暫時發放到自家的居所裡進行另類的關押。這種否定雖不會像流感般進一步爆發，但我們也可以視之為一次機會，窺看學校以外的教育能否令人更開心愉快。

每次長假期，一般學生都過很快樂，他們在朋輩在對周圍事物的觸覺都份外靈敏。可能就是這份沒有系統散亂的學習模式，才是有效和較佳的學習模式，因為一切學習都是主動的。學校，並不都是安全的，對於病毒所造成的政治壓力，它其實也很脆弱，但為何我們不能要求更多我們想要的教育呢？問到底，可能是我們根本沒有以學生作為建立教育系統之根本考慮。學校民主化，那管它是校本或是學校自家來，我們暫且都未見到有人說要有學生代表參與。

同理，醫院的完全性的考慮也是在病人缺席下進行的。就是今天剛發布的醫療融資方案看，著眼點是錢，而不是人。嗚呼哀哉！

藝人私照事件隨著陳冠希之道歉聲明後，逐漸從廣大市民的生活中淡出。事件之所以（稍為）平息，原因有三：

第一是照片的廣泛流傳因為陳冠希宣稱自己為照片版權持有人而快速停止，可見香港政府在強力的版權意識教育下所收到的效果，竟令網絡共享互通的方便門的開關也能左右。大家生怕侵權被起訴，而忘了早前網民們上街批判警方選擇性執法時，其所指向的除了是那句「管有照片也犯法」的挑撥性說話外，核心問題仍是針對這種發生在網絡世界中的分享權責灰色地帶之解釋與運作。

第二，陳冠希作為拍照人及相中的男主角，也是事件的關鍵人物。在相片流傳的初期，他已是大家關注的中心。由傳媒至藝人，差不多同一口徑要求他出來解釋事件。而一眾相中女性，大家「關心」的是這事對她們的婚姻和星途的影響。陳冠希之解釋及道歉，某程度成為這件事件的目的地。既然目的地已到，大家也是時候把眼球轉移至別的事上。而媒體中的創作人（記者們）也繼續苦著找新的話題抄作。

第三是相片的流傳已到達一個飽和點，要流傳給朋友的已透過各種共享的平台分享了，要看的人也應看過，沒興趣沒時間心力看的人，也不會感到有甚麼損失。當青年男女都有好幾張「閃卡」傍身的時候，再也沒有任何進一步的發放及分享問題，好奇八卦已過，除非有新相再度上載，否則便沒有資源供談論。

其實，藝人私照事件發展至今，值得討論的可能不是教育的內容，而是教育本身；不是性道德的衛生問題，而是性本身；不是新舊兩代的問題，而是要深究整個社會面對因網絡虛擬真實發展至今的種種現象。

自農暦新年假期快將結束時，社會傳媒教育界已提出，在開課之時，首要任務便是儘快跟學生討論藝人私照事件（他們早已以「不雅」、「裸照」這相對於「淫照」、「慾照」沒有那麼落骨的說法給事件定性）。如此高調子的訴求，必然是帶著一種極重的意識教育在內，所指的是要教育學生們認識照片的非道德性、傳媒報導手法的不當失真及傳閱相片會造成損害他人等等。從這一籃子標準罐裝教育目標與內容出發，我們換來的必然是從電視電台中聽到中學生們對課堂討論完畢後的標準反應：表示對事件有更多認識，發現此行為會損害別人。

在我們沒有能力不上學校，並被要求參與通識教育之際，為教育作一點反省我想倒是需要的，照片事件我想恰好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一次機會。就這次事件我們要問的，是社會對教育的理解是否過份狹窄，認為大部份教育的責任仍落在家長教師學校裏？雖然我們已將互動、學生為本常掛在口邊，但我們也心知肚明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要為此作鬆綁，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難，因為我們只要接受一個事實便是了，那就是學生有其思想，有其主見，他們也在運用著其思想與權利。以照片事件為例，學生們已在農暦假期間紛紛跟家人好友各抒己見，他們其實在進行著一次全民性自發的性教育。家長教師們不要以為我們可以改變他們，將我們所謂「不雅」的性生活取態從他們的腦中刪除。其實朋輩間對性的幻想及吹噓不一定會導致性濫交普遍化，他們說著討論著的至行動，中間有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在制約著的！況且難得的，家長們也多興致勃勃地在家中跟子女一起睇相片談性經。如此的校外教育著實是從生活出發，歸回教育之本。

教育不是依杖教案教學目標等課程需要而落實，更多時候它是由尋常生活中去發現事物，並與之產生關係。這豈不是社會及家長們常常批評教育所帶來的問題時所關心的嗎？我們大概忘記了現今教育制度那「度身訂造」所造成的惡果給帶給我們的痛苦了。當我們要求就藝人私照事件提出一種校方要進行道德教育的要求時，我們可能還要問，為甚麼要如是教導？推行如此的道德教育是否真的令社會和諧美好一些？沒有性的世界，或將性不問因由地視為禁忌而立即抽起的教育，會否帶來更多性障礙及對性這人生需要的貶抑？現在有人提出教授正確的性知識，那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是再一次抽空地從醫學和公共衛生角度看？還是應考慮各類文化因素如何生成今天對性的理解與局限？在整件照片事件中，第一樣給掏空和抹黑的不是陳冠希，也不是相中的一眾女性，而是性本身。我們不難看到，我們把它抽走以後，仍借它生產出種種諸如性教育、道德教育及批判的東西；如此，應要正視的東西我們因禁忌而忽略了。性，在香港這個地方，我們從近年的東周報事件、中大學生報事件、要求聖經送檢事件，至今次的藝人私照事件，屢屢錯過去追問及討論我們要一種怎樣的性教育這問題。

除了性的議題外，就藝人私照事件所觸發的，還有一種新舊兩代轉變與不合的觀點。這種觀點看似不證自明，但其實把事情置於簡單二分的關係中，實在構成了一種錯誤的對立，結果是把子女跟家長對立起來，把利用電腦互聯網科技的視作掌握世界的秩序，而把依靠出版文字作認知媒界的人看為老套落後。沒錯，資訊科技發達所帶來認知事物的習慣確實跟過去有所不同，但以懂得使用資訊科技為前進為好這種價值判斷，在這次照片事件中已透露其限制，因為在操作使用科技時的倫理問題，威脅的不單是現有的社會價值，還震動到使用科技者族群本身（如何真的這族群？！）。在這樣流行的二元對立關係中，我們要問的是，誰是對立中的受害者？誰又是倡導並得益的人？科技發明與使用本身已篏入了相當的價值在其中，把科技視作中性，然後帶出能使用與否作為矛盾所在，一方面扭曲了事情，二方面把原有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不同價值排拒。誰敢說不懂操作電腦的家長們就沒有跟年青子女溝通的渠道？誰人使風險和困難加諸於社會意識之中，而造就出「電車男」只能在網絡內找到自我身份與安全感？（這是英國坎特伯雷大立教威廉斯近日所說的觀點）生命從來就不是決定於懂得使用互聯網與否，把科技提昇到一個足以將人分化與對立的層次，只會進一步把人性壓縮為一個個鍵盤操作員。提昇操作員為新人類的言論，毋視的是日常生活傳統智慧的價值。還看今天的社會，在走資訊科技的大道上，已有不少低收入低技術的工種被逼關門大吉，當中的工人隨著社會意識的轉變，個人的身份價值也面對危機，「沒用了」成為他們對生存境況的描述。如此的社會分化，罪魁禍首大概便是我們毫不思量地對社會必要走狹義「知識型」經濟方向不可的全單照收。今天價值的旁落，不是性道德的敗壞，而是我們滿腔熱誠去維護性道德時所忽視的社會公義。

近月關於「照片事件」所引起社會震盪之大，確實令人驚訝！而至今就此事的評論更是多不勝數。評論雖多，沒有解答和理清的事情就更多。首先，就事件的命名就已足夠令人困惑。以圍繞照片出現過的主要形容而言，究竟照片是「淫照」、「裸照」還是「艷照」？若作簡單的分析，大概把照片（不包括後來上載的影片）稱為「淫照」者，其中帶著相當重的道德判斷，暗指相中的內容含有淫褻及不雅成份，理應作出措施予以禁止。而把照片貼上「裸照」標籤的，表面上看似沒有以任何道德價值先行，但以社會上一般賦予「裸露」一種貶義及在法律上不容許任何公眾裸露來說，這種命名乃屬於一種偽持平的說法，況且照片並非全都是裸露的，故「裸照」形容未免有失實之處。而把照片以「艷照」形容者，對照片多少帶著美學的態度以評價，試圖脫離了道德的範疇另闢新徑去看待事件。不論是「淫照」、「裸照」或「艷照」，冠名背後都讓人看到對事件的定性所造成的影響是立竿見影，足以左右讀者在觀看照片及留意事件時的取向。在我們責罵傳媒之時，或許我們首先要指責各種出現於眼前的文字暴力，而非相片的內容，因為從大眾傳媒新一天報導事件伊始，照片已被使用「淫」、「裸」、「不雅」等形容文字所定義。

從云云對事件的評論中，我們不難發現由官員至家長，主流對事件的感受都表達極為不安。但這種不安，是否事實的全部，能充足解釋真正大眾對事件的看法？我想不然。因為事件若真是如此不安，我們如何解釋緊追事件發生的報章雜誌大賣特賣的盛況？讀者群難道都有意識地帶著自虐傾向閱讀、下載及分享照片，為要在其中尋找超凡快感？從近年某些雜誌被評為出位的案例事件中，我們已清楚知道香港人早已習慣邊看邊罵的分裂性格，一方面我們對性道德的禁忌總帶著無比的壓抑與好奇，另一方面，我們又因為這禁忌而進一步強化我們的壓抑與好奇。在過程中，我們其實都在心照不宣地為要保存著一個不再有效的禁忌。簡言之，大眾心底都不會相信，看過這些流傳的照片會有甚麼毒害，令到社會街頭巷尾的人全變成色情狂。我們對照片及同類事件的過敏反應，多少是沒有經過大腦思考下的被動反應，其結果是我們會把事情的嚴重性誇大。若是傳媒報章在此事中被指失實誇張，相信主流對事件的價值評論，同樣應受到相同分量的檢視及評價。最低限度，主流「正義」聲音有恐嚇市民之嫌。

還有，在事件的討論中，我們都銳意把照片刪去視為整個社會共同的責任與理想。然而，照片一旦在互聯網上流傳，我們大家都心知肚明是沒有可能被刪除的，而流傳的速度只會隨著事件到達一個公眾討論／八卦的飽和點才會逐漸減慢。其實，我們都沒有為意，或以科技專才及網民們的說法，有不認識網絡文化新思維的人都不為意，我們正在面對著網絡世界改變我們生活所帶來的衝擊。但是跟科技專才及網民們不一樣，我不認為社會上存在著網民就代表著對網絡新思維有所把握，而飲報紙雜誌等印刷品奶水大的就是站在一種對立的舊思維模式。這種二元對立的解釋若放回現況裡其實站不住腳，因為不管我們是習慣扣緊網絡生活的人與否，其實我們都對網絡世界存著認知上的偏差，因此同時受到目下社會如此巨大衝擊所威脅。在網民之間，我們不見得大家對在網絡上作上載或分享時都擁有同一的尺度，他們意見上存著分歧，顯示網絡世界只是提供了技術和交流平台，如何交流及使用，其實是屬於另一層次的問題，或可以說是一個文化的問題。

此外，「照片事件」在港人慣性的思維格式下，火速被推至教育的領域上。在農暦新年期間，便有不少聲音要求呼籲校方要在開學時，在通識科、班主任課等場合討論此事。我即時的想法是，在一面倒對事件的定性情況下，還可以討論出甚麼來？現行的通識教育科，要求的是將資料持平地羅列出來，即正反相方論點比例相同，老師要引導學生，使他們能作獨立思考分析事情。但我們的教育好像沒有多少空間，在問責森嚴的老師負責制下，賦予老師及學生對主流價值和禁忌作出認真的抗衡。而「照片事件」至假期開課之時，未解的問題仍一大堆，在老師們也未有準備，對事件的來龍去脈未有相當掌握之際，便任由學生進行討論並建立其觀點立場，這樣做法對校方及老師來說都太過冒險了。任由在課堂外沉醉於與朋友分享照片的學生得出沒有道德而只有美學式的照片觀賞結論，雖然我們都自命身處於言論自由思想開放的社會，但我想沒有多少家長教師會欣然接受沒有道德判斷的立場在討論完結之後依然得以生存。所以，可以推想的是，大部份通識討論的結果都會以「尊重別人」這四字作結。

其實教育的理想多少在於尋真求真，但若要討論這「照片事件」，我想結果可能是把現存教育遠遠背離這理想的事實諷剌地表露出來。因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恰好相反地要求我們戴著面具做人，將我們真我性情和心中的真相隱藏壓抑；然而在網絡世界卻造就出一個虛擬空間，讓壓抑的自我得以釋放及彰顯。如此，一個平時斯文的怕醜仔，在網絡上可自由地將在現實社會活著那份被壓抑的狂野與風流表現出來，與網絡另一方做出肆無忌憚的調性甚至虛擬性愛。這樣，我們得出一種平常對網絡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正好倒置的觀察，一種真假對調的情況出現，令我們愈是對網絡世界的種種感受經驗作出批評，並要求我們回歸到一個加速社化過程的教育體制時，我們其實是在否定自己，否定著對性有好奇、有慾望、有追求性歡愉的需要等等的自己，如此的教育，只會造就更多同類的性愛抄作報導，於「社會心靈質素」有害無益，弊多於利。從整件事件看來，對性的討論的缺席恰恰是事件的關鍵所在，而現時的性教育，仍然停留在醫學和泌尿科的界限之中，把性從歷史、政治、文化、身體等時空下的關係網絡中作真空處理。我在想，我們是否都在期待相中主角出台交代事件時對「有否幹過」作出承認，以輕慰及為我們逾越從性道德界線帶來的種種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