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day Life

尋常生活，從歷史書寫的角度去想，它不是服務於帝皇諸候將相的年鑑表列，而是一種找尋被遺忘的生活操作與記憶的努力。這份對日常生活的考察，一方面讓我們肯定從經驗和生活出發建構信仰、神學的可能性，同時間，它也有助我們在看似不能變動或無力變動的大環境下創造和平與公義，懷抱尊嚴地過生活。

借助基督教聖經中兩個故事來說明日常生活。一個是列王紀上１７：１﹣２４，另一個是路加福音二十一：１﹣４，當中提及兩位寡婦，充分地表達出日常生活的意義所在。首先，聖經沒有提到她們的名字，顯然她們的名字被隱沒所要說明的正是她們在社群和歷史中的不重要，這就像我們叫不出一個人的名字時，我們只能以他／她的外表或年齡來界定並呼叫他／她一樣。一句「四眼仔」、一句「後生仔／年輕人」的稱呼，牽涉的是一個個模糊的面孔，過了一段時間，你對她／她的認識便變得薄弱甚至把他／她遺忘。新近一速遞公司的廣告有助我們理解這個稱謂的問題。廣告中的店主請送貨員把包裹送到工廠給張先生，誰知送貨員把包裹拿到工廠裡大呼「張先生收包裹」時，居然有成千上萬的張先生向他走過來，嚇得送貨員趕快跑回店主那裡問他包裹是送給那個張先生。店主的回覆是「工廠的張先生」，送貨員臉上還帶著被一眾張先生狂追的焦慮餘悸再問店主「那個張先生」，店主的回覆依然是「工廠的張先生」，如此來來往往．．．。當然廣告最後是說明某速遞公司能準確說出收貨人張先生的名字，以表示該公司的服務沒有差池並以客為尊。從這個廣告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發現說出一個「統稱」所顯示的是我們對未能把握的事物存著陌生感—即只能說出「寡婦」、「四眼仔」、「張先生」稱謂；另一方面，在統稱中我們發現它能代表著大多數，就是工廠的張先生也有過百，但每一位張先生都有不同之處，高矮肥瘦年紀都不同，他們都被「張先生」這命名隱藏在背後的同時，也透過它被提出來。同樣，聖經中兩個故事中的「寡婦」，她們所生活的空間和面對的社會都不盡相同，甚至差異甚大，但在「寡婦」的稱呼後面，所代表的就是你先帶著對「寡婦」的社會定義來作為對她們了解的起點，然後「寡婦」本身也代表著同時具有「寡婦」性質的寡婦及非寡婦。這情況跟我們對事物作出定義以理解事物的過程一樣，我們先要問的問題是「這是甚麼」，但這樣的問題並不是一個本質論的問題，即我們假設了定義便是所指示的事物的全部。常識告訴我們，定義只是一件勉力而為的事，為的是要把定義擴張甚至打破。單憑「寡婦」二字，你所能理解的可以沒有了丈夫的婦人，但更直接的假設性想像可能是「很慘的女人」，這是一個文化的問題，所觸及的是對如何生成這樣子對「寡婦」想像的過程。是社會的保障制度問題？是大眾對家庭根深蒂固的意識？是我們對男女性別的了解？姑勿論怎樣，對「寡婦」作出的任何初步的定義都只能是起點，是認識日常生活的起點。從對這個對象懷有諸多的想像開始，我們帶著焦慮與恐懼進入一個陌生、越過社會不曾努力觸及的領域／異域中，見識一個個可以令我們更心寒又能令我們豁然的日常生活。在過程中會發生的是，有部份被你起初納入「寡婦」行列的人，她／他可能在後來不屬於「寡婦」了，當然，也有人會因你經過對「寡婦」的考察而被納入其中。

在列王紀上１７章提及，由於天將有若干年不降雨，先知以利亞依著上帝耶和華的吩咐，先到基立溪旁住了一段日子，在那裡有烏鴉供養他，直到溪都因沒有下雨而乾涸，後便往外邦西頓的撒勒法地方，在那裡住在一個寡婦的家中。經文就寡婦跟先知的接觸說得頗有趣，當中提到先知以利亞來到撒勒法的城門口，就看見一個寡婦在那裡撿柴。為何一個寡婦會在城門口的地方撿柴？撿柴不是在山林之中？城門口一般被認為是議事的地方，是城市行政司法的場所，寡婦撿柴之舉可堪玩味。我們或會認為先知這一入城門便見到耶和華所指示的目標對象，為一對上帝應許的確鑿證明體現。但是當我們意識到這作為上帝應該確鑿的想法同時也是問題的所在，這種體現卻為我們產生出一進入具體日常生活時時會碰到問題的經驗，故此，對日常生活的考察，並非一種把日常生活的人事物化作研究的客體對象，然後放入實驗室做研究分析的事情；我們其實是為了將自己投入日常生活中，被各種可能產生的問題而改變著。寡婦在城門口撿柴一事所產生的矛盾／問題，在一個不應發生撿柴事件的地方出現，我們可以把它看為社會的一種癥狀來了解。這癥狀就是常發生在我們生活中的不尋常事件，我們設法努力把它們攆出我們的生活，而保存著我們對社區衛生的想像建設。這也是我們個人層面對日常生活的一種相應態度。對於寡婦撿柴事件，我們可以理解的就是寡婦並沒有得到社會上應有的保障，以致面對先知作為堂堂大男子向她要水要餅的要求時，她所能有的反應就是順命而行。要在這裡說這是男性霸權社會的正常兩性交往實在太容易了，但也是過快的武斷，在故事中發生在先知和寡婦之間的，除了兩性關係外，還有由先知所提及有關耶和華上帝的應許與及日常生活所面對的困境。

先知以利亞並不是西頓的本地人，是否可享有男性霸權社會制度應有的權利，這點很成為疑問？寡婦面對著一個老外，除非打從民族國家的關係中存在著一種殖民統治的優越低下關係，即是存在著殖民統治意識中有關被殖民者對殖民者存在的一份依戀及仰慕，否則先知跟寡婦的社會身份不是寡婦較先知高，至少都應是處於平等的水平。況且，西頓人應知道以色列地正面對旱災之苦，在這時候「打落水狗」，重新設置就是過去可能存有的帝國主義意識也是正常不過。這對於生長在香港的人來說確實沒有多大經驗體會上的困難。因為自八十年代伊始，我們正是經歷者跟中國大陸相似關係上的轉變。長久以來香港的發展都是因著內地的不濟而獲利，香港人對內地人的眼角之高，令國內同胞成為低一等的人，然而今天，在大陸高速經濟增長的資本主義式的社會主義發展方針下，香港的優勢不復當年，並且出現身份的互換：香港隨時等待中央接濟！

但只消我們仔細去讀寡婦跟先知的交談，我們所能發現的，不是寡婦對耶和華有著深刻的認識及信仰，以致他對先知的要求作出回應，多大程度上是，從寡婦作為社會的癥狀這意義上，寡婦腦中正盤算著的是她和她兒子的生命能否繼續下去這較兩性平權與否更深刻的困難。在面對先知向她要餅的要求時，婦人回應說：「我指著永活的耶和華你的上帝起誓，我沒有餅，缸裡只有一把麪粉，瓶裡只有一點油。你看，我正在撿兩根柴，我們吃完了，就等死。」（１７：１２）故對婦人的解讀可以是，婦人正在面對著死亡的威脅，陷入一種對生存的困局中。簡言之，她正在想著跟自殺無異的事情。這樣的精神狀態，促使婦人做出平常人不會做的事—在城門口撿柴，而且是包含著隨便撿兩根柴的便回家這行動。也有可能的情況是，婦人撿柴的行動是無意識的，面對著代表城市面貌的城門，好像電視電影劇情主角尋死一刻，總先愛走到皇后碼頭一樣苦思一樣，到過了，向著城市社會作著道別的手勢之後，回頭便撿兩根柴回家做人生最後的事情。正在這時候，出現於她眼前的以利亞（她還不知道以利亞是先知！），正好讓她說出一點苦情，作為組織她此刻舉動的一個過程。

一個寡婦，一次為自己死亡前的舉動，出現在城門的地方，成為社會的癥狀。這是社會不會計算也不會承認的事件。當香港的再生勇士李菁從公眾天井一躍而下的一刻，我們只關心如何透過專家意見把李小姐的自殺篏入到我們可以理解的語言之中，目的是把她的死亡從與我們有關的範圍處理。用我們對死亡更常有的說法而言，當我們向死者的親友作出祝願時，多是希望他／她們能及早從傷痛中出來，重過正常生活。但重過新生活多少是要把死者忘記的一種做法。當至親離世一段時間，三五十年後，你依然過著生活，生活中的種種，嘗試把你從這不能面對和承受由死亡而帶來的痛苦中拉出來。你一拿起要過正常生活的決心，你就是極力把死者從生活中除去，只要你不要想它，你還可以「好好地」活著，若然它的幽靈偶爾地進入你的現實生活時，你就會再次面對著它，它仍然向你展現你不能編碼、不能處理的無能與空洞。且看電影Birth中的妮歌潔曼，她面對丈夫突然去世，心中的創傷久久能平伏，身邊的親友愛人極力要她好過，令她重新過日子，然而，一天，一位小孩子不知由來地以為自己便是妮歌潔曼死去丈夫的投胎轉世，給她說出過去跟她生活的一切，她的生活及精神便陷入了無可抗逆的崩潰中。這進一步證明了死亡的力量被壓抑的結果。

死亡，像幽露般徘徊在我們身邊，當社會面對著死亡時，她所要尋找的解釋卻被死亡帶來的癥狀宣告其無效。在日常生活中，充斥著無數精神分析學所說關於死亡驅力（death drive）開啟的環節，它潛藏在我們社會的大論述中，也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各層面；它本身也是支撐著主流社會論述的必要因素。正因於此，生活才有著許多不可解和不能言說的部份。這多少是因為我們社會受資本主義的影響而變得凡事戴上經濟的眼鏡來觀看有關。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使用過量的經濟交易用語，使到我們的思考也以經濟為本，而問題是這等經濟的用語佔大部份的是市場炒賣的述語。當我們缺乏了語言本身的多元豐富性，透過語言所能表達的世界便有限且貧乏。若憑經驗而非言說來對事件作出描述，這還是一種多少可以把握的東西，即使它只存在於個人自身經驗之中。

由於生活中存著不能解釋，亦無話語可以用來解釋和把握的空無死亡，日常生活便在大論述與空無之間，一方面有待考察，另方面則構成其不完善而不斷地存著重構重塑的必要性。

隨手拈來小思的舊作《香港家書》，當中有一篇叫〈香港身世〉的文章，在這陣聖火傳遞、奧運在即的時候，讀下去很有味道和感覺。

小思在重覆望著和想著李麗珊拿奧運金牌的一刻，聽著那句百感交雜的「香港運動員不是垃圾」和背後奏著的英國國歌。頓時間，長洲人、香港人、風帆、運動員，都變成了一些複雜的身份，急需尋找認同的落腳點。

小思在文章的末段是這樣寫的：

為李麗珊勝利、為香港勝利﹣﹣一切交疊淩亂。我流淚，但卻不知道為誰，為甚麼事而流淚。看著李麗珊流淚、記者流淚、友人流淚．．．．．．聽著李麗珊說肺腑之言、勵志的話，旁述者重複無數遍不必多說的話，香港人激動歡呼。我默默流淚，竟然不知道為甚麼而流淚。

這種不知道的空白感，時空轉移嫁接到今天民粹沸騰的聖火傳遞，是否得到了認同，令它不再空白，變得充實？當英國國歌不再是背景音樂，取而以義勇軍進行曲的進行式為我們重塑家國情懷，真的有效地解開了香港身世之謎？英國的殖民幽靈徘徊著，我們未有好好清理它，卻抽空地硬套國族意涵，這是否就等同愛國及對國家的忠誠？

英國殖民地歷史，明明的是構成我們那種「不知道」的身份意識，但今天的國民教育，以拯救的高度，取消了這段習以為常的「不知道」，把無厘頭引導到有條不紊的萬眾一心。這種猶如宗教的「洗底」，我感嘆只在陳冠希身上引來別人的偷笑，而沒有在後九七的「香港人」身份建構中獲得關注。

身份意識很難達到一種搞得清楚明白的理想彼岸，這是由於理想往往是以絕對暴力所促成。但承認多元與錯綜複雜，有時實在需要無比的耐性。或許小思的「不知道」的感受，在這刻只會變得愈來愈強烈，而非平靜安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