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day Life

尋常生活，從歷史書寫的角度去想，它不是服務於帝皇諸候將相的年鑑表列，而是一種找尋被遺忘的生活操作與記憶的努力。這份對日常生活的考察，一方面讓我們肯定從經驗和生活出發建構信仰、神學的可能性，同時間，它也有助我們在看似不能變動或無力變動的大環境下創造和平與公義，懷抱尊嚴地過生活。

借助基督教聖經中兩個故事來說明日常生活。一個是列王紀上１７：１﹣２４，另一個是路加福音二十一：１﹣４，當中提及兩位寡婦，充分地表達出日常生活的意義所在。首先，聖經沒有提到她們的名字，顯然她們的名字被隱沒所要說明的正是她們在社群和歷史中的不重要，這就像我們叫不出一個人的名字時，我們只能以他／她的外表或年齡來界定並呼叫他／她一樣。一句「四眼仔」、一句「後生仔／年輕人」的稱呼，牽涉的是一個個模糊的面孔，過了一段時間，你對她／她的認識便變得薄弱甚至把他／她遺忘。新近一速遞公司的廣告有助我們理解這個稱謂的問題。廣告中的店主請送貨員把包裹送到工廠給張先生，誰知送貨員把包裹拿到工廠裡大呼「張先生收包裹」時，居然有成千上萬的張先生向他走過來，嚇得送貨員趕快跑回店主那裡問他包裹是送給那個張先生。店主的回覆是「工廠的張先生」，送貨員臉上還帶著被一眾張先生狂追的焦慮餘悸再問店主「那個張先生」，店主的回覆依然是「工廠的張先生」，如此來來往往．．．。當然廣告最後是說明某速遞公司能準確說出收貨人張先生的名字，以表示該公司的服務沒有差池並以客為尊。從這個廣告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發現說出一個「統稱」所顯示的是我們對未能把握的事物存著陌生感—即只能說出「寡婦」、「四眼仔」、「張先生」稱謂；另一方面，在統稱中我們發現它能代表著大多數，就是工廠的張先生也有過百，但每一位張先生都有不同之處，高矮肥瘦年紀都不同，他們都被「張先生」這命名隱藏在背後的同時，也透過它被提出來。同樣，聖經中兩個故事中的「寡婦」，她們所生活的空間和面對的社會都不盡相同，甚至差異甚大，但在「寡婦」的稱呼後面，所代表的就是你先帶著對「寡婦」的社會定義來作為對她們了解的起點，然後「寡婦」本身也代表著同時具有「寡婦」性質的寡婦及非寡婦。這情況跟我們對事物作出定義以理解事物的過程一樣，我們先要問的問題是「這是甚麼」，但這樣的問題並不是一個本質論的問題，即我們假設了定義便是所指示的事物的全部。常識告訴我們，定義只是一件勉力而為的事，為的是要把定義擴張甚至打破。單憑「寡婦」二字，你所能理解的可以沒有了丈夫的婦人，但更直接的假設性想像可能是「很慘的女人」，這是一個文化的問題，所觸及的是對如何生成這樣子對「寡婦」想像的過程。是社會的保障制度問題？是大眾對家庭根深蒂固的意識？是我們對男女性別的了解？姑勿論怎樣，對「寡婦」作出的任何初步的定義都只能是起點，是認識日常生活的起點。從對這個對象懷有諸多的想像開始，我們帶著焦慮與恐懼進入一個陌生、越過社會不曾努力觸及的領域／異域中，見識一個個可以令我們更心寒又能令我們豁然的日常生活。在過程中會發生的是，有部份被你起初納入「寡婦」行列的人，她／他可能在後來不屬於「寡婦」了，當然，也有人會因你經過對「寡婦」的考察而被納入其中。

在列王紀上１７章提及，由於天將有若干年不降雨，先知以利亞依著上帝耶和華的吩咐，先到基立溪旁住了一段日子，在那裡有烏鴉供養他，直到溪都因沒有下雨而乾涸，後便往外邦西頓的撒勒法地方，在那裡住在一個寡婦的家中。經文就寡婦跟先知的接觸說得頗有趣，當中提到先知以利亞來到撒勒法的城門口，就看見一個寡婦在那裡撿柴。為何一個寡婦會在城門口的地方撿柴？撿柴不是在山林之中？城門口一般被認為是議事的地方，是城市行政司法的場所，寡婦撿柴之舉可堪玩味。我們或會認為先知這一入城門便見到耶和華所指示的目標對象，為一對上帝應許的確鑿證明體現。但是當我們意識到這作為上帝應該確鑿的想法同時也是問題的所在，這種體現卻為我們產生出一進入具體日常生活時時會碰到問題的經驗，故此，對日常生活的考察，並非一種把日常生活的人事物化作研究的客體對象，然後放入實驗室做研究分析的事情；我們其實是為了將自己投入日常生活中，被各種可能產生的問題而改變著。寡婦在城門口撿柴一事所產生的矛盾／問題，在一個不應發生撿柴事件的地方出現，我們可以把它看為社會的一種癥狀來了解。這癥狀就是常發生在我們生活中的不尋常事件，我們設法努力把它們攆出我們的生活，而保存著我們對社區衛生的想像建設。這也是我們個人層面對日常生活的一種相應態度。對於寡婦撿柴事件，我們可以理解的就是寡婦並沒有得到社會上應有的保障，以致面對先知作為堂堂大男子向她要水要餅的要求時，她所能有的反應就是順命而行。要在這裡說這是男性霸權社會的正常兩性交往實在太容易了，但也是過快的武斷，在故事中發生在先知和寡婦之間的，除了兩性關係外，還有由先知所提及有關耶和華上帝的應許與及日常生活所面對的困境。

先知以利亞並不是西頓的本地人，是否可享有男性霸權社會制度應有的權利，這點很成為疑問？寡婦面對著一個老外，除非打從民族國家的關係中存在著一種殖民統治的優越低下關係，即是存在著殖民統治意識中有關被殖民者對殖民者存在的一份依戀及仰慕，否則先知跟寡婦的社會身份不是寡婦較先知高，至少都應是處於平等的水平。況且，西頓人應知道以色列地正面對旱災之苦，在這時候「打落水狗」，重新設置就是過去可能存有的帝國主義意識也是正常不過。這對於生長在香港的人來說確實沒有多大經驗體會上的困難。因為自八十年代伊始，我們正是經歷者跟中國大陸相似關係上的轉變。長久以來香港的發展都是因著內地的不濟而獲利，香港人對內地人的眼角之高，令國內同胞成為低一等的人，然而今天，在大陸高速經濟增長的資本主義式的社會主義發展方針下，香港的優勢不復當年，並且出現身份的互換：香港隨時等待中央接濟！

但只消我們仔細去讀寡婦跟先知的交談，我們所能發現的，不是寡婦對耶和華有著深刻的認識及信仰，以致他對先知的要求作出回應，多大程度上是，從寡婦作為社會的癥狀這意義上，寡婦腦中正盤算著的是她和她兒子的生命能否繼續下去這較兩性平權與否更深刻的困難。在面對先知向她要餅的要求時，婦人回應說：「我指著永活的耶和華你的上帝起誓，我沒有餅，缸裡只有一把麪粉，瓶裡只有一點油。你看，我正在撿兩根柴，我們吃完了，就等死。」（１７：１２）故對婦人的解讀可以是，婦人正在面對著死亡的威脅，陷入一種對生存的困局中。簡言之，她正在想著跟自殺無異的事情。這樣的精神狀態，促使婦人做出平常人不會做的事—在城門口撿柴，而且是包含著隨便撿兩根柴的便回家這行動。也有可能的情況是，婦人撿柴的行動是無意識的，面對著代表城市面貌的城門，好像電視電影劇情主角尋死一刻，總先愛走到皇后碼頭一樣苦思一樣，到過了，向著城市社會作著道別的手勢之後，回頭便撿兩根柴回家做人生最後的事情。正在這時候，出現於她眼前的以利亞（她還不知道以利亞是先知！），正好讓她說出一點苦情，作為組織她此刻舉動的一個過程。

一個寡婦，一次為自己死亡前的舉動，出現在城門的地方，成為社會的癥狀。這是社會不會計算也不會承認的事件。當香港的再生勇士李菁從公眾天井一躍而下的一刻，我們只關心如何透過專家意見把李小姐的自殺篏入到我們可以理解的語言之中，目的是把她的死亡從與我們有關的範圍處理。用我們對死亡更常有的說法而言，當我們向死者的親友作出祝願時，多是希望他／她們能及早從傷痛中出來，重過正常生活。但重過新生活多少是要把死者忘記的一種做法。當至親離世一段時間，三五十年後，你依然過著生活，生活中的種種，嘗試把你從這不能面對和承受由死亡而帶來的痛苦中拉出來。你一拿起要過正常生活的決心，你就是極力把死者從生活中除去，只要你不要想它，你還可以「好好地」活著，若然它的幽靈偶爾地進入你的現實生活時，你就會再次面對著它，它仍然向你展現你不能編碼、不能處理的無能與空洞。且看電影Birth中的妮歌潔曼，她面對丈夫突然去世，心中的創傷久久能平伏，身邊的親友愛人極力要她好過，令她重新過日子，然而，一天，一位小孩子不知由來地以為自己便是妮歌潔曼死去丈夫的投胎轉世，給她說出過去跟她生活的一切，她的生活及精神便陷入了無可抗逆的崩潰中。這進一步證明了死亡的力量被壓抑的結果。

死亡，像幽露般徘徊在我們身邊，當社會面對著死亡時，她所要尋找的解釋卻被死亡帶來的癥狀宣告其無效。在日常生活中，充斥著無數精神分析學所說關於死亡驅力（death drive）開啟的環節，它潛藏在我們社會的大論述中，也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各層面；它本身也是支撐著主流社會論述的必要因素。正因於此，生活才有著許多不可解和不能言說的部份。這多少是因為我們社會受資本主義的影響而變得凡事戴上經濟的眼鏡來觀看有關。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使用過量的經濟交易用語，使到我們的思考也以經濟為本，而問題是這等經濟的用語佔大部份的是市場炒賣的述語。當我們缺乏了語言本身的多元豐富性，透過語言所能表達的世界便有限且貧乏。若憑經驗而非言說來對事件作出描述，這還是一種多少可以把握的東西，即使它只存在於個人自身經驗之中。

由於生活中存著不能解釋，亦無話語可以用來解釋和把握的空無死亡，日常生活便在大論述與空無之間，一方面有待考察，另方面則構成其不完善而不斷地存著重構重塑的必要性。

從網友的留言版上看到一段簡單的悼詞，為再生勇士李菁感惋惜。

我不認識李菁小姐，但從報章上看見她自殺的報導，令我有點感傷。報導指她幼年因發高燒而失聰，但沒有怨天尤人，反倒努力不懈，在棋藝上取得好成績，也到過美國作交換生，後在嶺南大學修畢學位，畢業後寄出二百封求職信，最終被一所中學取錄，投身教育界。李菁在本月初，從愛民邨家門外往公眾天井一躍而下，結束了其二十多年的奮鬥人生。

看畢報導，也瀏覽過她的部落格，衝擊著我對尋常生活經驗的認知。

首先，李小姐所住的地方，樓上正是我稔熟的舊鄰舍的居所，從二十多層高的走廊往天井向下望，我絕對感到是一回怎麼樣的事。年幼時不時到那裡住上幾天，徘徊走廊時想著，從這裡跳下去大概必死無疑。今天這個想像由李小姐告訴了我。此外，李小姐就讀的大學也是我這陣子上課的地方。從她住的地方到她上學的地方，這兩個同一時間密集地佔據一個人生命中三四年的空間，彷彿令我跟李小姐的距離拉近一點，至少是在想像上拉近了一點，我幾近投入去想著李小姐自殺前一刻所看到天井那種攝人的空洞，及曾在校園中踱步時所看到的景致。

由於發生這份「近距離的想像」，令我靠近李的死亡，靠近徘徊在我腦中李的幽靈。我漸次覺察「死亡與日常生活靠近」究竟是一回怎樣的事，它是如何支撐著我們對事物的解釋及建構著社會主流論述的意識形態。

當我們面對著自殺發生時，一種即時產生的距離感便起著作用，將我與死者置於一種主與客、治療者與被治療者的關係上。報章報導自殺事件時發揮那種專家意見的分析威力，正是在這種關係中發動的。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說，因死亡給人經驗承受不來的實在（Real），所以把它客體化有助我們迴避它，從新投入現實世界。面對關於李菁的死訊，我們可能立時也想問「為甚麼要自殺？」這看似最直接自然不過的問題。誰知，這問題其實是最有距離、最冷漠，只是為了方便我們把握事情而做出拾級跳躍後的結果。「為甚麼她要自殺」這問題取向要完成的任務是弄出一條因果的路線圖，一旦路線明確地被說出來時，李小姐跟一眾自殺者的死亡便從我們的思考中完成它存在的任務，之後，消失成了必然的結局。社會上不會因為為李菁提出了一條死因脈絡而對殘障人士多了保障，就是有具體的行動和措施，它也不能確保下次不會有「同類事情」發生。因為死亡絕對不屬於我們的意識層面和科學客觀推理；也因為死亡之不可解，它存著幻變的短路、複雜的肌理甚至是一種空無。

尋常生活不單是依憑經驗和數據以理解的，它還要你去感受，因為他是源於你而非別人，屬於一種本體的經驗。它應是一種切身的相遇，多於研討分析。從李菁的部落格留言版，我看到了一個個跟李菁在現實和文字世界相遇的途人、朋友，他們對李菁的自殺所表達的不是一種責罵與批評，而是體諒與祝福。生命固然有千萬個活下去的理由，但自殺要否定的往往不是生命的可貴與價值。社會學家涂爾幹會認為自殺是對社會的一種批判，而從李菁朋友的祝福中，人對自殺的理解也可以是一種對生活的超越，一種對更美好生活的追求。職是之故，自殺含有崇高的維度，在批判之餘開啟了一條（不）可以選擇的道路。這樣子，讓我想到專家及帶有強烈實證主義色彩的倫理批判者，他們因尊重生命而否定一切對自殺的可能做法，然而，當面對著社會種種不公與歧視而好像坐視不理，只埋首於道德律令的訓詞宣告，又如何處理死亡所可能包括的崇高意義？主流對自殺的論述往往缺乏了對社會的批判，令到自殺死亡被歸邊到個人道德抉擇裡，但在具體而尋常的生活中，從社會中產生的力量，為李菁的死亡添上了更多的內容，她的抉擇也自然糾結著許多問號和情結。故此，死亡總不是可以真空處理的！

這個部落荒廢了好幾個月，筆也變得鈍了。想著「日常生活」究竟是甚麼。我想大概便是身邊的事物。它們在變動著，有快有慢，然而快與慢在失去多少知覺下已沒有多大關係似的。一切就從身邊擦過。忘記，今天的涵義是忽略了或不想去記的混合體。 

公公走了，是兩天前的事。他臥在病榻上已有個多月，期間我探望過他，見他瘦了許多，心有點酸。家人對他患末期癌病康復的期望不高，怕他辛苦，早已為他的後事計劃，期望他們的神明早日接他離開世界。

我是家中跟基督教葬禮有著最大關係的人，一年之內因工作緣故都會出入殯儀館兩三次。母親那邊的親人沒有幾個信基督教的，但公公在幾年前於老人中心受水禮入了教，所以這段日子，所有的姨媽阿姨都想著要我替公公辦理後事。

我的印象很有限，打了數個電話，好不容易才找到當天為公公洗禮的教會。問老人中心的時候，他們給我電話，最後附帶一句，他們的牧師傳道已更換一新了。

由於公公的教會會籍是在那所教會，按例按禮也應知會那所教會，讓教會的牧者知道我的公公病倒了，生命也將完結。

今天，母親和辦理殯儀的人到生死註冊處辦理了公公的死亡紙，定了一個出殯的日期，是十二月二十四和二十五日，我一聽見，心想不妙。二十五日是聖誕節，當天早上火葬，碰巧許多教會都有聖誕崇拜，火星撞地球，教會能否相助，我很懷疑。不過還是要打一個電話給那教會，跟他們說了這個日期，看他們怎辦。教會方面的負責人回答，二十五日有崇拜，不能！二十四日那天有婚禮(宴)，負責的牧者也不能！他給我提出兩個方案，一是我自己包辦；二是他們找來總會的一個牧師辦理。我說要想想，明天回覆他我的決定。

不知何時開始，死葬之事從家中搬到殯儀館處辦理。我想，在外國這種情況還是有不一樣的理解，因為地點空間還可以容許葬禮在家中或教堂舉行。禮儀的公共和私有性質仍然鮮明清晰。但在香港這細小的地方，四五百尺的家居又豈容得下一具棺木停放之餘，又能讓親友彼此慰問？葬禮的公共性許多時候都表現得很有限，它猶如一個正在悲苦之中的人，在有限度內向摯友開放安慰的門戶，讓他們透過親密關係的一線空隙，伸出手來撫慰一下。相反，葬禮的私有性質卻很濃烈，這種私有我認為是很重要的。因為它正是為那找尋一種人類普遍經驗而進行的一種默觀。沒有了在葬禮中的公私分明，以至清楚地正視死亡經驗，人很快便會從公私不分的世界中消失，或者說，一種混亂了公私關係的局面會很強烈。

我想談談聖經中的約伯，他那與朋友的談話場合多少像一個悼念親人離去的安息禮拜。約伯遇上了他兒女的突然死亡，在人財兩失的時候，他的朋友前來安慰。約伯與他的朋友進行了辯論，指出人生經驗因果不定的偶然性，談的盡都是智慧。到最後，約伯在上帝的顯現中獲得了醒悟，那悟不是一種頓悟，而是一種對上帝旨意的降伏。不單如此，最寶貴的是，約伯還為到他的朋友祈禱。這是一次從私有的，一種死亡只是自己家裏的事的一種封閉，轉到一種向別人發放屬靈經驗的益處的表現。這種由內轉外的變化，沒有了一種私有的空間，沒有了對死亡經驗的細察思量，根本是不可能的。

新約的教會，上承了亞伯拉罕那種要使人得福的使命，重訂了家庭的觀念，令到凡信主耶穌的人皆稱為弟兄姊妹。故此，在信徒死亡之時，教會的參與不單純粹辦理一場法事而已，她還要讓人在安息禮拜中，透過禮儀與真道，重新劃出一條清楚的公私界線，使人在教會中能經歷團契的生活之餘，也有空間走到自身之中，為死亡經驗作省思。

耶穌對葬禮的看法是，任由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意思是葬禮不是為到已死的人做，而是為將死的人而作的。這有別於道教禮儀，為已死的人上路做點事情。所以，基督教的葬禮若不能使還存活而將死的人劃出一個自省的空間，那便有點奇怪，不合乎聖經原則。

現實的考慮，葬禮，不論是甚麼的宗教，我們總是對辦理這事的人投以幾乎絕對的信任。我想這是因為那些辦事的人彷彿掌管了世上最神秘，人又最怕去面對的事情——死亡。死亡，是一個絕對私有和個人性的事件。沒有任何人能替任何人赴死，也沒有人從死了以後回來說給你知死亡是甚麼。當然，就是這樣對死亡的不可知性，人對基督或與這死亡的神秘事件沾上邊的葬禮辦理人存著最大的敬意。從私走到公，葬禮在與死亡相連的同時，牽引出一種信任的根本實踐。這在沒有可能作出信任的今天，差不多要轉到死亡的零點之上，這從與造物主或與掌管死亡的造物主沾上邊的人和物的私交中，信任才可以取得其公共性實踐的可能，那怕這只是丁點的感覺。

新約以弗所書中，保羅在前三章論述了基督與教會的關係，其中談到基督對教會之愛的深長廣闊；之後，保羅才將焦點轉到後三章生活實踐的部份。我認為這也是一種信仰的共同經驗。馬可路德伊始，人們都是直接個別地與上帝產生交往的，我們被提醒上帝尋人不假外求，就連教會，一旦要充當救恩的代理人時，也被宣告她的無能。所以一種私人的密語發生了。保羅要提醒我們作為教會的人，要從認信中被建立起來，繼而在生活中活現出我們在與基督私交下所經驗到的新生命。這生命是常帶著基督的死和生，叫我們活在地上宣揚基督的愛和祂的國度。

在HMV逛了一圈，看到《天作之盒》的DVD，封面是男主角提著破舊的雨傘，在天堂那邊迎向著女主角的來臨。這齣以沙士時期殉職的謝婉雯醫生及其丈夫的情義作串連的故事，公演之時可謂福音電影的一絕，大獲好評。我看著那個封面，那把破舊的雨傘，讓我想到當時有人對天堂上沒有破舊的雨傘的評論，與此同時，我也想到死亡與記憶的關係。

在基督教裏，死亡被看為一個過程和一種解脫。早陣子到過一個基督教的葬禮，牧師分享信息時，不時提到在天堂裏沒有眼淚、沒有哀哭、沒有疼痛，又提到人世間憾事很多，在我們紀念去世之人時，也應學習珍視眼前人。對於要如何繼續活下去，我想這是值得宣傳的信息。然而那種一切都變為美好的說法，倒叫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種(基督教會)對死亡的迷思是，人一死便會去到一個新天地，一切不好的都會變成好。有說法更具體地表示：你今天若是身體有缺憾，在天家裏便可以健步如飛；你眼有近視麼？在天堂裏你可以眼睛明亮；今天男士女士肥胖嗎？在天家無需纖體也可以擁有美麗身段！這等說法我看補償味道挺重！當然我不知道究竟是否一切身體衰敗屆時都可以煥然一新，若答案是肯定，那也不是壞事。然而，一切更新的時候，是否我們的記憶也會被上帝作出一定程度上刪除？這卻是我認為需要思考的重點。

首先，若記憶會被(全部/部份)刪除，憂愁應該可以頓時變成純粹的喜樂？但若記憶仍然被原原本本地保留下來，那我曾經經歷過的種種辛酸，其實依然有可能令我產生憂慮。創傷不被抹去，創傷總會像幽靈般給我帶來焦慮的。當然，我們活在有限的時空裏，我們沒有經驗過一種沒有創傷的經驗，又或者一種非在地的生活，所以我們大都只能活在對死後的無知階段。但是，我想記憶總會給留下並保存著，不然很可能有如好萊塢電影《無痛失戀》當中的男主角一樣，在不斷被刪除記憶的時候，不單創傷被刪去，就連美好的回憶也一併除掉。我至今不能想像一種將好與壞的記憶分開的情況，畢竟我們都是活在一種兩者混合一起的世界。若上帝真有法子將要保留的保留下來，壞的全都從我們的腦中除去，那我們便立時返到一個原始的福音疑難上去：為何上帝明知人會犯罪，在起初創造時不創造一個機械人而創造一個有自由意志的人？上帝若將我們的記憶作部份的刪除，祂不是正在暴力地對待我們這個自由的人嗎？(除非祂將自由也挪去！)

記憶所挑動的情感有時實在令人難解，有時就是苦，心也可以是甜的，反之亦然。設若文革是一段很艱苦的日子，但在這些艱難裏頭並非找不到美善的事，可能的是，一個人可以認清真愛之所在也未可知。倘若一個人死後任何困苦記憶都被刪除，那文革的艱辛也自然被刪除的話，他便同時消息了使他感受真愛所在的歷史背景了。沒有了歷史的背景記憶，何來有那由其中產生對美善的回憶呢？若美善回憶被保留下來，而艱苦日子的記憶則被刪除，那我們會否在天堂上要不斷為我們沒有背景記憶的美善感覺尋找它那不可能被找到的生發源頭？美善的事物很多時都是從惡中而生的，沒有了對惡的記憶，何來有善的出現？或者我們會說，上帝就是善的源頭，在祂以前根本不存在惡。這是很好的說法，不過人就是人，我們生來就活在罪惡裏頭。就是被基督救贖的人，馬丁路德仍稱我們為「蒙恩得救的罪人」。罪人的身份仍在，反映著我們仍活在罪的環境之中。

我看基督教的精神不在於將(不好的)記憶刪除以求釋放——記憶本身就沒有好與不好之分，因為它本身是不可如是分割的！從上面的思考中，我們會發現那種刪除記憶的手法只會帶來更大的悲哀與另類的痛苦。反而，記憶讓我們尋找並遇到善，正如信唯有在不信之中才顯出意義來一樣。所以在談論死亡的時候，所要宣揚的恰好應是我們不會忘記，因為唯有記憶才使我們產生改造的力量和認識感恩為何物。

Archbishop: stop teaching creationism

Williams backs science over Bible

Stephen Bates, religious affairs correspondent
Tuesday March 21, 2006
The Guardian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Rowan Williams, has stepped into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religious fundamentalists and scientists by saying that he does not believe that creationism - the Bible-based account of 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 should be taught in schools.
Giving his first, wide-ranging, interview at Lambeth Palace, the archbishop was emphatic in his criticism of creationism being taught in the classroom, as is happening in two city academies founded by the evangelical Christian businessman Sir Peter Vardy and several other schools.


"I think creationism is ... a kind of category mistake, as if the Bible were a theory like other theories ... if creationism is presented as a stark alternative theory alongside other theories I think there's just been a jarring of categories ... My worry is creationism can end up reducing the doctrine of creation rather than enhancing it," he said.
The debate over creationism or its slightly more sophisticated offshoot, so-called "intelligent design" (ID) which argues that creation is so complex that an intelligent - religious - force must have directed it, has provoked divisions in Britain but nothing like the vehemence or politicisation of the debate in the US. There,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religious right, some states are considering giving ID equal prominence to Darwinism, the generally scientifically accepted account of the evolution of species. Most scientists believe that ID is little more than an attempt to smuggle fundamentalist Christianity into science teaching.

States from Ohio to California are considering placing ID it on the curriculum, with President George Bush telling reporters last August that "both sides ought to be properly taught ... so people can understand what the debate is about." The archbishop's remarks place him firmly on the side of science.

Dr Williams spoke of his determination to hold the third-largest Christian denomination together in its row over the place of gay clergy. He was also highly critical of parts of the church in Africa and said he did not wish to be seen as "comic vicar to the nation", speaking out on issues where he can make no difference.

Speaking of the church's situation in Africa, the archbishop issued snubs to two of the region's archbishops. He described the position in central Africa, where Archbishop Bernard Malango has just absolved without trial Bishop Norbert Kunonga of Harare, accused by his parishioners of incitement to murder, as "dismal and deeply problematic" .

Dr Williams also criticised Archbishop Peter Akinola, leader of the largest single national church in the Anglican communion, in Nigeria, who has been accused of encouraging violence against Muslims during recent rioting by warning that Christian youth could retaliate against them. Dr Williams claimed the African primate had not made himself sufficiently clear: "He did not mean to stir up the violence ... I think he meant to issue a warning which certainly has been taken as a threat, an act of provocation."

Speaking of the gay debate which threatens to split the church, Dr Williams insisted he would continue to try to hold the communion together. "I can only say that I think I have got to try ... For us to break apart in an atmosphere of deep mistrust, fierce recrimination and mutual misunderstanding is really not going to be in anybody's good in the long run." But he accepted there might come a moment where the Anglican Communion says "we can't continue, we can't continue with this".

雖然每年的Hajj都有人死去，但是對於朝聖的總人數來說，其實只屬少部份。以今天的Hajj規模為例，便有二百五十萬信徒參與，死去三百多四百人，沒錯是可惜和難過，但佔的百分率仍是少數。當然，一個人的死亡在現今講求人權文明的世界也會被視為太多，足以吸引全球的眼球盯住不放，更何況是三四百條人呢？！然而，在這麼冠絕全球參與率的活動來說，我想就是交由美國來主辦，也沒有百分百的信心確保一個都不能少。況且，朝聖不是參與奧運會、世界盃等類型的消閒消費活動，它是背負著對神聖的膜拜進行的苦修之旅。

我們可以從近年發生在峇里的兩次恐怖襲擊事件作相關的思考，以梳理一下對Hajj現象的疑問。雖然有人會因為峇里發生過恐怖襲擊而另選地方旅遊度假，但抱持「沒有這麼巧合」的心理前赴峇里的遊人——以澳洲人居多——仍然是大多數。整個世界雖然是充滿風險，但是大多數的風險都是為了方便理性客觀管理而被定性的，目的是要在風險中去除風險帶來的損失。其次，在保險的角度來看，風險的提出也以尋求更大的利潤為依歸：說你有這種那種病的可能，說全球愈來愈多人有這種那種病，目的只在要你相信你就是/將會成為其中的一份子！結論簡單不過：非買保險不可。而當你購買了人壽保險或旅遊意外保險，你對保險所保障的範圍便會放心一點，故此，你會免卻了那必須的謹慎，然後盡情投入那可能令你受傷的危險活動中。正是這樣，你從與保險公司的交易中，恰恰也換來了較原來多一重的風險。保險公司給你償還的是那住院和手術的費用，但那導致入院的風險，保險公司卻沒有為你提供過保障，而你卻在交易過程中以為已在保障中包括在內，或者，你已將這部份也不自覺地懸空了。

Hajj跟我們一般所想像的意外有所不同，因為我們所想像的意外是可以改進和避免的，潛台詞是我們將群眾平面化，認為他們是一個單一思考的機械，只要配合適當的操作，便可以防止錯誤的再發生。但不斷地於Hajj發生傷亡，這種意外所反映的，並非是管理安排的問題，而是在管理安排以外發生的事故。除非我們將在各地大型活動中的人潮管制措施應用至Hajj，否則悲劇還是會發生的。我甚至會認為，就是用人潮管制去規管，也免不了死亡的發生！昨年香港盂蘭節派米事件便是最佳例子，警方就是每年都有充足的人潮管制安排，但仍有婆婆因輪平安米而中暑甚至死去，原因因此就不能算到管理的問題上面了，因為這已超出人潮管理的問題。而對這含宗教性活動立法規管麼？有誰會敢以地上律法向著宗教的神聖作出規管和挑戰呢？

我會為到沙特阿拉伯每年一次穆斯林朝聖大會成為世界的焦點而感到傷痛，原因是這等悲劇被過份地高揚，以收上文所說對穆斯林Hajj諸多負面態度、評價和印象，以為從死亡的數字中正目擊到一種不文明、落後於人的野蠻行為在發生。穆斯林一下子(再度地)被西方及原始東方主義所妖魔化。(薩依德語)其實為期六天的Hajj，所宣揚的豈不也是西方基督教或猶大傳統一脈相承對上帝的熱情和倫理信念的宣告嗎？那種平等和對傳統的回憶，豈不是西方社會所要重拾的精神文明？ 在進入麥加之先，朝聖者都需要在城外進行潔淨禮，一切都有規有矩，他/她們還要穿上ihram，一條白布，象徵著除去了各種階級和文化之隔閡，互相尊重，彼此平等。在Tawaf時，每一個圍繞著Ka’aba(那個以黑色布幔圍著的正立方體，被認為是亞伯拉罕和兒子以實瑪利所建)逆時針而進行祈禱的朝聖者，口中都唸著「Here I am, O God, at thy command」(按上帝的命令，我在這裏)。Sa’i時，朝聖者需往還Safa和Marwah兩山之間七次，以回憶夏甲和以實瑪利流落曠野的苦路。還有在Mina、Muzdalifah過夜，穿越Arafat平原等等的路程，全都是朝聖者以身體步履穆斯林傳統的歷史，以回憶上帝對其先祖各方的愛眷。但是，如此井然有序的路線、行動和意義，我們沒有去認識，眼巴巴就是從傳媒中看到「幾百人死在朝聖路」的大字標題。我們從美帝國主義那裏植入了「死—穆斯林宗教—非理性」的連鎖反射程式，一見到某兩個原素發生，我們就會啟動這個認知，並指向恐怖主義。 過去的恐怖主義襲擊，其中有西方的外國人參與其中，令到這條公式不能通達。但是意識型態的威力，正在於它把與其系統不能合模的東西隔絕，然後安放在一個叫「不正常」的特定位置上受其規管。同樣，這些參與恐怖主義的外國人，不是受著穆斯林的擺佈，便是在精神上受了穆斯林的割禮。

穆斯林—阿拉伯，一個不是鐵板一塊的群體，它同樣有著多元、和平的精神傳統，在全球化下，它沒有的只是被西方佔據了的符號性「西方」。

《羅馬書》一開首給我們說明了上帝揀選的準則。那不是如選舉投票一般，在云云眾生之中作好與壞的分辨，然後挑其中好的來賜予救恩。也不是如早前台灣總統選舉，台灣的人民說，他們是從兩個爛橙(橘子)裏選較沒有那麼壞的。在人的層面，我們當然可以分別出一個人的好與壞，這是根據於我們對事物的相對價值準則來評定的。譬如一個好人，他/她應該有一二三四五六樣的特徵，然後我們給他/她一個好人的標籤。這樣，我們要問，在得救的事上，究竟我們是用甚麼準則來評定一個人合格與否、配得救恩與否？這豈不是以上帝的準則、上帝的標準作抉麼？好了，從上帝的眼中，保羅清楚指出，眾人都犯了罪。再說，那罪不是別的，而是種種人的「是」(自以為是)。上帝的「不」在這裏進行審判，宣判了判詞。在上帝眼中，人全都是壞的，那裏沒有分別，全都參與了那個與上帝為敵的集團裏，不論猶太人或外邦人。這樣說我們就脫離了從律法給人作判斷的基礎，轉到從恩典來評定人裏頭。(雖然律法本身也足夠地論證人對上帝的不敬不虔，但是，那還是一種特殊的事情，是因人而異而有所不同的判定；這人犯了姦淫，那人犯了偷竊，然後按著所犯之罪量刑處分。)因恩典不是律法，它超越了律法(律法是帶有歷史性和時空限制的)，為律法作了全新的解釋。以恩典之尺來量人，帶有普遍的意義，因為恩典就是不講條件，不論受者的種種而送出的，它先於律法，其中參考點不是人犯了這些那些罪行(sins)，而是人生來要向恩典回歸但未果的困境，簡言之，我們生來就是破碎的，然後我們努力尋找各方的東西事物，希冀藉以形構上帝的形象，然後存放在心中。但這都是一種自戀式的投射，有如一人對著鏡子觀看自己，誤認了鏡中人便是自己(那裏充滿了幻見(fantasies))，進而將鏡中的影像內化，形成了自我(self)。從鏡裏我們會發現，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完整美滿的。在內化那些自欺的種種事物(偶像之物)過程中，或說在這種從鏡像誤認自我的過程中(保羅曾說我們以往都是憑著外表認基督，但如今卻不然了—哥林多後書5:16)，我們忘卻了使徒約翰的訓示：人離開了上帝就不能作甚麼。保羅也用上了這個比喻，在11章中提出了橄欖樹與枝子的關係。如此，從啟示中，我們從新一次被提醒人是破碎的，必須依靠基督方能重新組裝合宜的自我。這從基督裏重組的自我，必然是不同於世界的。因為基督在福音書上的記載說明，基督和基督信徒與世界的不能合模。教會是宣告著天國福音的共同體，連結於基督這個為世界所急於除之而後快的症狀中。

2005年12月20日，《經濟學人》上出現一篇題為 Jesus, CEO 的文章。全文穿梭走訪美國超大型教會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提出宗教與企業結合的新現況分析。

對於香港的信徒來說，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這名字確實不會感到陌生。因為差不多每所教會也擁有由這所教會所出版關於其發展策略的中譯本。作為國際性都會的香港，就連教會發展也要跟著市場走，「大」和「多」在商業運作下便成為了一種迷思，也化為一種都市式的追求。

《經濟學人》這篇文章的內容絕不新鮮，但對於不大留意教會發展的信徒或朋友，可能他/她們能夠看到的不單是宗教世俗化的圖畫，而是借助宗教而加速生產的現象。這進一步回歸到韋伯同途的立場：經濟發展跟宗教信仰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