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day Life

我想大部份人都聽過關於半杯水的故事。同是半杯水，在不同的人眼中產生不同的回應。有人看見便說：只剩半杯水；有人則心存感恩，慶幸尚有半杯水。一般認為這個帶有佛家思想的比喻，是要說明一切皆由心發出，視空無一物為事物本真，故此不消說尚有半杯水，就是空著杯子，我們也能為著尚有杯子而感激萬分。若把這半杯水的比喻作為反省環保教育的素材，別有一番味道。

眾所周知，全球暖化已構成人類能否及如何生存下去的棘手問題。前美國副總統、0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之一的戈爾(Al Gore)曾表示，全球暖化的危機要較恐怖主義更恐怖，對全球人類影響更大更深。上月由美國太空總署科學家所發表的研究又指出，早於去年11月份在峇里召開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f Climate Change, IPCC)為快將於2012年結束的京都協議書就溫室氣體減排的建議過於樂觀，並提出要進一步訂定減排指標，才能有效減低因氣候變暖而造成的世紀災難。

一次又一次的驚嚇與警告，從四方百面進到我們的耳中。但這些駭人的數字，對於大部份人來說，卻產生不了甚麼反應。我們不禁會問，何以危機逼近眉睫，人會無動於衷？是數字和證據不夠說服力？是我們認為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面前的氣候問題能從科技創新中獲得解決？或是更根本地，我們都喜愛這樣的恐懼，並用它來遮蓋我們心中真正的問題？情況就好像有人特別愛看恐怖電影，皆因恐怖電影中的每個情節都能恰如其分地為我們泡製意想之內的效果；而我們又深知肚明，恐怖電影中的恐怖，是活在真實生活以外的。故此，我們觀賞一齣恐怖電影所經驗到的是，以恐怖情節代替潛藏於心中實在的恐怖：一個不能被填充的恐怖。換言之，恐怖電影製造了一種距離感，目的不是要我們與恐懼接觸，相反，它教我們與之疏離。當電影科技愈發達，對恐怖電影的真實感要求便更加強烈，結果是，我們與實在的恐怖之間也愈來愈遠。漸漸地，你或會說，還有沒有「更真實」的東西？誰知，我們都在分享著更精緻的實在恐怖的贋品。

把恐怖電影的恐怖，用來觀照各種全球暖化的科學證據及忠告，我們便能就一般大眾對全球生態危機的冷漠作出解釋。我們把種恐怖主義這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的新面貌所努力泡製出來形形式式的恐怖，所堆砌出來的風險社會，化成為我們心中那不能填充的恐怖的填充物。諷剌的是，在密度甚高的氣候警報消息下，我們以各種警告作為掩飾心中實在恐懼的演習似的，但其實演習跟實際的意外和事件，有十萬五千里之遙。當我們半帶麻木地去接受這類資訊時，最可怕的是，我們以為自己已親歷了恐怖事件，並且克服了它。如此，那怕只是動動指頭為環保做點行動，我們都會以恐怖太大，自己微小的力量不能成就任何事為由而依然固我地生活。

正因為四面散播的恐怖助我們脫離實在的恐怖，而整個過程更取代了我們對恐怖應有的反抗與行動。換言之，只消我們坐著並聽著許多更新更嚴峻的威脅訊息，便以為解決了問題似的安然生活下去。這種距離，促成了自保，卻誤了行動實踐的時機，更粉碎了各種對生活豐富多元構想的可能性。唯有我們看到在恐怖瀰漫之時的底

昨天聽新聞報導。對，我因為背著電視，所以只是耳聽，沒有眼見。大概因為單純地取了耳聽這感官系統，我聽出了一些趣聞。

話說國內近日就西藏事件做了很多「安排」。在國內某大學，有學生作一些悼念活動，新聞記者讀稿有一段是這樣的：「有大批武警到校園了解事件」。我立時笑了出來，因為了解事件豈需大批武警？

眼睛作為主要的感官，我們真是對它過份依賴，以至影響了我們的聽力。早前看電影《香水》，片中主角一生為追求保存氣味而不惜一切。在它看來，氣味是他的一切。這樣作為一切的一切的氣味，支配了他的一生。一朝他發現無望找到保存氣味之法，他便病得要死；但他朝他仍有望獲得其法，他又活過來。他在追尋氣味的人生旅途中，突然，他發現自己沒有了氣味，那時，他不是失去一切，而是得著一切似的，因為自己已變成了追求慾望的幽靈，在人間四處飄盪。他的靈魂已沒有所謂善惡或被出賣的可能，所有都從道德的框架中解開出來。觀眾們也無須帶著他連環殺人是否合法合理的想像去看往後的事情。因為氣味一旦成功，一種另類感官成為解釋一切的可能時，它便超越一切，迷倒眾生。

身體政治固然要從眼看的世界中解放我們的理性思維，但同時間，理性本身也需進一步極端地被凝視，為它本身作解放。這不是啟蒙辯證的精神所在嗎？

Pascal Boniface（巴黎國際和戰略關係研究所主任）和Lilian Thuram（FC巴塞羅那後衛，法國國腳）合著了一篇‘Peace Through Superior Football’的文章，呼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同申辦2018年的世界盃。

在以巴和談進程沒有任何進展，布殊總統在其任期屆滿前出訪（八年來首次出訪），招聚兩個弱勢領袖作談判，可以談得甚麼出來？就是有具體方案，對以巴雙方的現實鬥爭是不會有任何影響和變化的。在這個無望的時刻，難得仍然有人以單純的心思，為以巴真正和平作出思考與提議。

雖然，我想2018申辦幾近是不可能且有點天方夜談，但對和平的想像從來就是如此。沒有想像，沒有對和平的becoming向度，任何和平的努力都只會被看為無用並加以否定。對和平最大的攔阻不是別的，而是對和平的否定。一句沒可能，有點過份的看化了！

昨晚，食物及環境衛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宣布，為免流感進一步擴散，全港小學、幼稚園、幼兒園及特殊學校由即日起提早放復活節假期。學生應留在家中較安全，免受感染。而醫管局的胡定旭又說，若患流感，不應去急症室，因為那裡是高危地方，完易交义感染。

自沙士以後，過去兩三天官員的說話又一次搖動著我的常識。還記得三年前上門推銷吸塵機的推鎖員說，他們的產品有不少醫院選用，又問我，有病的人為何都在醫院接受治療？因為醫院較家居清潔！潛台詞當然係說他的吸塵機有用，令醫院較家居清潔，所以若要家居清潔，便應買下他的吸塵機。

當然，醫院作為高密度病人聚合的地方，就是有多好的過濾設備，集中就是集中，自然也是高危。但醫院對病人來說，此刻成了一個危險地方，在觀念和意識上都有點難接受。若一般流感病人不應到急症室，那末更嚴重的人也不應該去，因為他們的抵抗力應更差，更不能適應急症室的高危情況。所以胡醫生的話，作為一種疏導人潮的演說，其實應說，為了讓有需要的人能及早接受治療，一般病情較輕的病人，可到私家醫生或選用門診服務。甚麼的時候，講甚麼的話，不要胡說！

從周醫生和胡醫生二人的講話中看到，散布流感恐慌的，恐怕除了傳媒報章每天大字標題報導外，便要數周、胡二人。他們大概是好醫生，但一定不是出色的政治管理人才。因為這等人才要對修辭有所認識甚至精通才行。

家中對學生來說較學校安全，醫院對於病人來說是高危。這兩種說法都不合我們慣常的邏輯。不過，我們姑且可以認真地看待他們的說話，說不定我們可以看到弗洛依德所說的「走漏嘴」（parapraxis）。

「走漏嘴」是一種說出真相，脫離意識形態的表現。你可以看它為一種錯誤，但這錯誤其實正是事實本身。家中跟學校比較，家中確實較學校安全。不過可惜的是，我們的教育制度和社會都愛把人關進學校這高度設防的監獄裡。接受教育，多少是要把人改變，像精神病院一樣，為要你能成為一個「正常人」。而今，因每年來襲的流感而製造出來的政治性恐慌，把這個社會看為安全的人性改善系統否定，將人暫時發放到自家的居所裡進行另類的關押。這種否定雖不會像流感般進一步爆發，但我們也可以視之為一次機會，窺看學校以外的教育能否令人更開心愉快。

每次長假期，一般學生都過很快樂，他們在朋輩在對周圍事物的觸覺都份外靈敏。可能就是這份沒有系統散亂的學習模式，才是有效和較佳的學習模式，因為一切學習都是主動的。學校，並不都是安全的，對於病毒所造成的政治壓力，它其實也很脆弱，但為何我們不能要求更多我們想要的教育呢？問到底，可能是我們根本沒有以學生作為建立教育系統之根本考慮。學校民主化，那管它是校本或是學校自家來，我們暫且都未見到有人說要有學生代表參與。

同理，醫院的完全性的考慮也是在病人缺席下進行的。就是今天剛發布的醫療融資方案看，著眼點是錢，而不是人。嗚呼哀哉！

有人說出「生命是一種無奈」的體驗。我認為這太早認命的說法，多少是把馬克思的對拒(antagonism)放棄，把自己置於後意態形態的論述之中。

如何就上述的普遍現象作出思考？我們只需要看看Bill Gates一朝把所有共享的軟件平台收歸私有便可知道。今天，這位全球首富致力投放大量財富以消滅疾病，大家便說他是大善長，站在道德的高地受人敬仰。一下子，我們都接受了賺錢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將其倫理部份抽空，而專注在操作性層次上討論。當街頭巷尾的人都為股票市場的波動而神往的時候，那種假設自己不知自己知道(unknown known)的狀態，便合理化整個資本主義市場的繼續發展。

剛看過麥迪文的《叛諜追擊3》，從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對「生命是一種無奈」思考的方向。

《叛3》秉承了上兩集的布局，都是從龐積遜(麥在片中失憶後的名字)為要從留下的片段性記憶中尋找自己的身份開始。龐是一個接受過嚴格訓練的特工，他從種種蛛絲馬跡中找線索，最終他把大部份的殘破記憶重組，到了片末，他去到自己被洗腦的研究所，從主理一個名為「黑荊棘」高度國家機密的總指揮口中獲得了「真相」。原來龐原名叫大衛，是一名特工，是他自願地參與這個計劃。這個計劃的目的是拯救美國。但任務所要求於特工的是他們不需要知道內情，只負責把目標人物幹掉便是。起初龐對要殺的人全不知情感到為難，但在不斷被說這是為了拯救國家的崇高意識底下，龐便踏上這條路。

片中，龐對另一位曾跟他相好的女特工透露說，他對每一個行刺的人的面孔都記得一清二楚，只是他們的背景資料一無所知。唯有將這些資料都弄出來，他認為這才能使自己好過一點。在美國反恐的大主題之下，這幾年對反恐行動思考明顯地也在轉變。「黑荊棘」是一個不需要左交代、右申請的機密行動代號，肆意對於一切懷疑危害國家的美國國民先發制人地幹掉。這樣的計劃在龐不斷追蹤自己的身份過程中逐漸被揭露，他的主體性亦從中獲得了確立，在不知道自己知道的環境發掘那知道的。相似的故事作法電影是湯告魯斯的《未來報告》。湯的組織按著先知們腦中所出現的殘破碎片而進行追蹤，在犯罪者未犯罪前一刻把潛在犯罪者逮捕。但當湯被先知腦中所產生的異象納入了被告者的行列時，湯始發現整個為了國家安全而建立的系統的缺撼。然而《叛3》將故事說得更表面。龐這執行任務的人需先接受洗腦，以表示對於行動的忠誠，並確保行動能順利進行。

人要從國家安全的威嚇中，其主體性才得以被顯露與命名。但國家安全的威嚇並非是唯一使主體得以顯明的必要元素。當然，主體性在這樣的國家機器中是怎樣的形態又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

《叛3》的最後一幕，龐對一位他早前沒有下手幹掉的特工表示，他早前之所以不下手，是因為他根本不知道為甚麼要下手，是這樣的國家機器把人性都除去了。這種不知道而行動表面上是一種偽裝，但其實也是讓我們看到實在界的面龐的屏幕。那位特工對於龐的這番喚醒「人性」的話感到不知所措。故事若從這位特工身上繼續發展下去，將有可能是這位特工會重覆龐的故事，在國家機器中找尋自己。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這位特工之所以不知所措，不是因為他對龐所說的事實一無所知，而剛剛相反，他是深信不疑的。只是他陷入了不知道自己知道之象徵界與實在界之缺口中。

從這種不知道自己知道體悟回頭看，我們便看到這齣不帶情慾的電影是怎樣引導我們想像情慾的。一段本來可以發展出的感情線，是發生在那個幫助龐脫險但後來也落入被追殺行列的女特工身上。女特工被龐問道為何要幫助他的時候，女特工表示面對著龐，她是沒法抗拒的。這番暗示他們曾發生關係的說話，在荷李活電影中應是緊接著情慾場面發生的。但事情不是這樣，他們就是在一所小小的房子裏，兩人也沒有做愛；反而，龐跟女特工說她也要開始脫亡生涯了。接著的一幕便是龐送別女特工，在臨別一刻，龐跟女特工說的話是：你會漸漸習慣的。這顯然是龐的自我讀白，將其心路歷程書複製至女特工的生活中。然而，這種篏入的生活模式，恰好像是《Matrix》裏頭，莫菲斯要把人從符號的現實世界拯救出來一樣。這種將自我慾望延展的做法，多少有著宗教拯救性的意味，但我想更加是一種拉康式沒有性關係的著名金句例子。‘There is no sexual relation’所要說明的是一種慾望植入過程。性交只不過是一次又一之自慰行為中慾望的延伸。會習慣的是龐對於自己主體性發現經過的一次精子注射。片子最後，當女特工知道龐沒有死去時，她臉上展露的笑顏，恰好對暗示女特工對性愛的滿足。

「黑荊棘」任務的失敗，不會為到現今美國對國家安全所實行的措施有任何改變。那充其量是電影所要展現的一種良好願望。但它所突出的對拒性關係，恰好是一種後意識形態政治的意識形態批判。漸漸習慣，最少說明了我們在選擇不知道自己知道的道路外，為抵抗保留了空間。

2005年12月16日，我寫了一篇題為〈距脽太近，目標太遠〉。今天重看，認為事情較當天的複雜，文章也有延伸的需要。就在續文本寫好之前，將舊文重貼，讓大家來個回溯性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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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2005年12月16日
距離太近，目標太遠
12月4日，香港有反政改方案大遊行。行列中，被國際喻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突然插隊，引起哄動。往後數天，新聞紙不斷就陳方安生之現身大書特書，有說她的出現「騎劫」了這次的大遊行，有指她不滿曾在公共頻道上售賣政策方案，有評論她往後的表現對泛民主派的利害。這些評論分析都值得各界關注並觀察其發現與實現的可能。而我的看法，卻將這次陳太與大遊行的關係聚焦於「距離太近」之上。

古教父奧古斯丁曾表示：性是在屎與尿之間發生的。我們可以看到自古以來對性的含糊，多少是因為生殖器官跟排泄器官太過接近，以令人對性產生出污穢的感覺。隨著性愛大解放的宣傳從美國嘻皮年代發生的那刻，我們對性的論述也漸漸更改，認為性是一樁美事，是上帝所賜給人類的恩物，是享受和快樂的高位。然而，奇怪的是，我們從美國的保守主義行列中，又發現了性事被置於政治角力下成了手段的情況，經典例子便是色情電影《深喉》。當性被指為美好，受人所追求，以致能擢升至道德層面被評定固定之時，性便被改造生產出價值出來。這種價值是危險的，因為它能點燃暴力的藥引。

弗洛依德曾表示過，糞便在兒童的口腔期時，猶如陽具。保持著糞便在肛門內，及至排出，整個過程使人獲得快感大轉移。一種資本主義對積蓄(禁忌)到消費行為所獲得的快感在這裏獲得解釋。糞便(陽具)的被排出(閹割)，被看見，是一件有趣的事。Zizek認為，人與動物之別在於人類會為到怎樣處理排泄物而傷腦筋。他在《幻見的瘟疫》一書中，便就這個問題分析了英、法、德三國人民為處理糞便而設計的抽水馬桶。好玩的是，他隨後便就著上述三國的女士們如何修剪陰毛而進行討論。從這裏，我們看到了一種關於生殖器官和排泄器官在位置和距離上的關係一併被思考的例子。

正因為生殖/性與排泄在位置上出奇地靠近，進而發生了一場對清潔衛生的觀念的設置過程。在口腔期的兒童眼裏，屎尿本不是一回以潔與不潔來定義的東西，反而，它是一種屬於自己，從自己而出的東西，這東西如陽具一樣，被兒童看為寶貴之物。兒童世界是最懂得德里達(J. Derrida)關於禮物解釋的，他/她們會將糞便把弄，或是如顏料般塗在牆壁上，或是將它當作禮物送給父母。但是，成年人對這往往不以為然，並且看為不衛生、不潔，所以便會對成長中的兒童教授控制排泄之法，精神分析學一般會以這作為一種社會化的過程來理解。

一種對潔與不潔的關懷，在傳染病學發明之後，以糞便作為細菌傳播的一種渠道予以解釋，所以處理排泄的重要性也變得突出。但若我們將這個傳染病學得以發展的肇因作思考，一種關於死亡這最普遍的事情便自然不過地被提出來了。西方哲學喜愛將生死愛慾這四個字並排而論，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看，對死亡的重視，弗洛依德提出死亡驅力，在在讓我們為生與死建構出一條思想路徑，那便是「未知死，焉知生」。有死才有對生的演繹。而對愛慾，情況也是相仿，是從慾才發展出對愛的解釋學。精神分析所關注的是死和慾，由此出發，我們可以清楚探詢關於一種充滿歷史性的「生存」和「愛」。

死與慾，本來就是最原始自然的事，但也由於它們太過平白，過份日常，所以對它們的關注顯然不是一回重要的事。丈夫與太太朝夕相對，跟太太共處便成為了自然不過的日常平凡事，所以一天兩天沒有幾句交談有時也不太為意。平常事總是慢慢的、是滲透的，所以改變也往往是漸進的、不以為然的，如用冷水煑田雞一樣。然而，當平常事遇上了崇高的「生存」和「愛」，便出現了一種替代(displacement)的情況，「愛」與「生存」不費吹灰之力，便能引起各界的關注。這不是別的，只因為這些崇高太像一種意外，有時更近乎病徵(通常並不是病徵，而是偽病徵而已)般發生。

聖使徒保羅在《羅馬書》中說了一句真話可供參考，他說「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這裏聖保羅提出了愛在基督耶穌為罪人死的事情上顯明，在在衝著日常經濟交換原則而至，成為一種與平常截然不同的「病徵」(symptom)，用以建立一套全新愛和恩典的秩序，以產生對救贖的神學理解。

崇高的「愛」與「生存」，之所以發生及被遇見，無他，只是因為有著平凡的死與慾作為背景支撐。沒有了人認為的普遍性平凡，「愛」與「生存」根本就只可以是空談、無根無色。生死愛慾，彼此之間的距離實在太接近了，接近到一個地步，拉康(J. Lacan)指出真、善、美，不過是假、惡、醜的極至而已。在非洲每天受著戰禍、饑荒、死亡的威脅的人，和平、愛、生存、飽足，對他們是有真正意義的事情，今天竟然變成了各個大國的內政議題般隔靴搔癢地上演的政治秀。在所謂文明的世界背後，恰恰相反，和平、愛、生存、飽足變了平常事，而戰禍、饑荒、死亡則被視作崇高以追逐高揚。

試問，那一個發達國家不以救濟為最大的生存使命呢？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在每次國內以致國際遇災時，不是拿出比其他富國相約的金錢來麼？平均而言，香港每人投入慈善的花費，冠絕全球。但當反身自省時，我們是否將已陷入顛倒過來的，將平常的死亡、慾望提升到崇高的層次，以達到自戀式的手淫之中？

回到我們最開初關乎陳太行在12月4日的人群中。陳太的崇高，充當了太不平凡的位罝，令到在遊行前各界估計上街人數的關注頓失意義。本來多少人上街遊行，成為了一種極有意義對事情態度的說明，但現在，陳太的出現，有過之而無不及將這有力的數字淹蓋了。就是陳太這種偽病徵的出現，給人想入非非，設想她作為民主的救星以膜拜，然而，她沒有新的議程、沒有構成目下不同形勢的角力，反而，令到最沒權的人民力量再次踏上英雄崇拜的意識中。第一個英雄是曾蔭權，他在董建華之後成了我們香港人的良心與英雄。但理性的香港人，難度看不出今天的香港要比港英殖民時期更加殖民地的管治嗎？目下的香港，在當家作主的事情上，我看要比董建華時代更倒退。現在還要仰賴英雄救港，未免又回頭起初的時候，難怪政改方案可以原地踏步！

在太接近的距離下，要重新分清潔與不潔、日常與偶然、不凡與崇高。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是斷裂了的慾求。我們力圖將崇高變得自存、生存變得理所當然，一切都再不需要平凡日常來承托著。公民社會，在本來應以人民為重的位置上，給倒置了的崇高英雄取代了。

全球暖化問題確實告訴我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們的世界不簡單，任何理性及科學證據在國際政治角力下可以被嚴重扭曲及被忽略。這樣的現實，在剛過去的香港立法會補選中被驗證。葉劉取得四成以上的票數，投票的人是忘記了二十三條的事件，或是在所謂政治現實的情況下，認為抗爭不是出路，好好談是一種可能？在香港與中共的關係下，中共是否有興趣跟我們談，這是一個大問號有待回答。

傅柯說效果(Effect)，認為沒有一本通書，要著實參與在過程操作中，去了解箇中的運作和來龍去脈。一個有果效的東西才有繼續談下去的價值。這是在一個政治操作的框架下說的。沒有實效的東西只是風花說月，對整體社會沒有作用。閒聊固然重要，但為閒聊而閒聊，在我找尋政治參與的過程中愈見其限制。難怪齊澤克批評文化研究時說他們光有空談沒有實踐。

一般人認為，由理論到實踐要花很長時間。這種想法是將理論與實踐分開，假想找們憑空想出一套叫作理論的東西來，然後找尋一個可資兌現的時空把它實驗，最後精煉出具體的操作來。但這種線性的理論﹣實踐構想我想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就是真箇有，我們也不可知，也不能知。較為實在的情況去處理理論﹣實踐的結構的，我認為是一種理論﹣實踐一同生成的過程。在這，齊澤克提到前英國首相貝理雅和毛澤東的例子。

齊澤克說，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從來沒有構建出一套叫戴卓爾的理論來。戴卓爾主政所實施的一切，是戴卓爾本人自己。唯到了貝理雅，一種戴卓爾精神才被理論化地實踐出來。在這，理論與實踐並生，是貝理雅把戴卓爾升上神檯然後召喚萬人供奉。另一個傑出的例子是毛澤東把馬克思發揚光大。我們都知道，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很獨到，雖然對應今天資本主義的發展轉變，馬克思的分析明顯出現缺乏，沒有看到後福特式資本主義的強而有力的變化和生命力。但當馬克思落到老毛手上，它就變得活力非凡。由此看，十年文革之苦，是一種民族的痛，同樣也可能是民族的成就！環顧現今的中國，在發垟資本主義國家到達走投無路的時候大論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條路時，中國打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為你示範了一種怎樣表現資本主義內在強大力量。

這個理論﹣實踐，在基督教神學中同樣獲得了證明。基督耶穌沒有發明自己，理論化的基礎在保羅這個使徒行列以外的使徒把他透過列寧式的組黨實現出來。一種民眾基礎，一種有果效的情況，在理論﹣實踐結構中生成。

Laclau在談Hegemony的時候，提出了一種關於identity的說法。他指出identity的形式是一種dislocation。這dislocation很有意思，因為它是一種外在反對自身的同時又為自身提共存在意義的。情況就像拉康鏡像階段理論中所說到的情況，我們從鏡像之中來對自己進行意識的建構，但這種鏡像建構是易碎的，這也是一種潛藏反對自身的根本所在。這樣看來，從來就沒有一種本質的東西，或者說，表象本身就包括了本質。同樣，理論和實踐本身就沒有理論作為本，實踐作為用的分野。在我不斷找尋政治實踐工具以回應和打破光是空談的文化研究及神學作用過程中，這樣的理論﹣實踐理應成為一種模態。

我們在上面的過程中，好像走著一條否定從理論到實踐的進路，事實也確是如此。但我想強調，就是從實踐回到理論建構這方向的思考，其實也同樣起著與由理論到實踐的後果。

歷史的研究給我們說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是一個被迫上梁山的修道士。他本沒有意脫離天主教會而另立新教。但這個個人的考慮是否這樣？事實是馬丁路德在過程中發現並在不斷的dislocated的情況下運作出來的。說他單方面被迫，或為被迫而作出反應，未免不過簡化和二元對立了。其實一個力量的網絡場正在發生果效。

Ralf Dahrendorf在上述題目下寫了一篇「九一一」的文章，其中節錄如下：

...「九一一」已經直接或間接地意味著一個巨大的震驚事件，在心理上以及對於政治體系而言都是如此。儘管以民主的名義與恐怖主義作戰，實際上這一鬥爭由於官方的立法以及民眾的憂慮而已導玫對民主明顯的削弱。「九一一」攻擊的令人擔憂的特性之一，就是西方社會的主要特徵，即民主和法治卻已經在捍衛者手中遭到了嚴重的損害，其程度遠遠超過其攻擊者。

 

最重要的是，需要採取兩個步驟為受到「九一一」後果影響的民主國家恢復對自由的信心，首先，我們必須確保應對恐怖主義挑戰的相關立法是嚴格具有時限的。當今的某些對人身自由以及民權的限制含有限制其時效的廢止條款，所有這些法規都應定期接受議會的重新審查。

 

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領導人應當力求平息、而不是利用公眾的焦慮。我們目前「交戰」的恐怖分子無法獲勝，因為他們的黑暗的觀點永遠不會贏得廣泛公眾合法認可。這也就是民主派人士應當挺身以遵循我們的價值觀的方式來捍衛它們的原因。

 

作者為德國派駐歐盟委員會前任委員、英國上議院議員、倫敦經濟學院院長以及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院長。文章刊於《信報》2006年9月12日。

Slavoj Zizek為9/11五周年撰文，題目為「On 9/11, New Yorkers faced the fire in the minds of men」，他寫道：

What, then, is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9/11? Twelve years earlier, on November 9, 1989, the Berlin wall fell.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was perceived as the collapse of political utopias. Today, we live in a post-utopian period of pragmatic administration, since we have learned the hard lesson of how noble political utopias can end in totalitarian terror. But this collapse of utopias was followed by 10 years of the big utopia of global capitalist liberal democracy. November 9 thus announced the "happy 90s", the Francis Fukuyama dream of the "end of history", the belief that liberal democracy had, in principle, won, that the search was over, that the advent of a global, liberal community was around the corner, that the obstacles to this Hollywood happy ending are merely local pockets of resistance where the leaders have not yet grasped that their time is over.

September 11 is the symbol of the end of this utopia, a return to real history. A new era is here with new walls everywhere,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around the EU, on the US-Mexico and Spain-Morocco borders. It is an era with new forms of apartheid and legalised torture. As President Bush said after September 11, America is in a state of war.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US is not in a state of war. For the large majority, daily life goes on and war remains the business of state agenci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tate of war and peace is blurred. We are entering a time in which a state of peace itself can be at the same time a state of emergency.

歷史是否會循環地出現我不知道，但從歷史裏我們往往未能吸取到教訓卻是鐵一般的事實。可憐尋常的老百姓，明明活在和平的日子裏，但卻終日被政權以恐怖危險在心中點火。

森美小儀歌劇團九月重臨大地。原來不經不覺已經兩個月了。

兩個月前，森美、小儀玩得過火，觸怒了一眾女權人士，商台見事關重大，最後下令森美、小儀停薪留職兩個月。在這兩個月冷涷期裏，雖然森美、小儀沒工開，但他們其實只是消失於我們視線中不足一個月。試想想，事件之後，無線還播出「十五、十六」餘下的錄影兩周之多；而這個月還未到月中，森美、小儀回來的宣傳聲帶便在廣告時段重新發放。這樣可見，森美、小儀對女性(女藝人)所曾作出的侮辱性言談，其實沒有多人關注。就是關注，也只會延續不足一個星期而已。坊間八卦雜誌所提的，也只不過是停薪後的森美經濟出現拮据的花邊新聞，對於性別的歧視議題，好像沒有人會留意似的。

短促的兩個月，在這個急速的城市裏原來已是很長很長的時間。若說這兩個月是一種懲罰，倒不如說是一種對事件的淡化較合宜。